贫富分化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即便如大诗人杜甫，在花甲之年，仍然在叹息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步走向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的境地。
改革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为0.32，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使中国在1984年基尼系数曾下降到0.257，收入相对公平。但此后，情况日渐恶化，至今尚无缓解迹象。
1994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入户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世界银行在《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中指出，中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38，这个数字仅比南撒哈拉、拉美等稍好。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2001年“两会”期间，朱总理谈及收入分配时认为“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经济学家王小鲁的4000份抽样调查显示，2005—2008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加速恶化。2012年“两会”期间，温总理指出，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是年内最重要的工作。
目前，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大致3个农村人的收入相当于1个城里人；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大致东部人均收入两倍于西部；在阶层收入差异方面，占银行储户5%的大额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一半。
如果将中国家庭从最富裕到最贫困分为10档，则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折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很可能显著高于0.47-0.50的水平。
不仅如此，腐败正在呈系统化的无所不在趋势。2005年，我曾对渐进改革带来的法治软弱和体制腐败深感绝望，我们的研究显示，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中国每年因腐败带来的损失就占GDP的9％—10%。
王小鲁的研究显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9.3万亿元，比2005年翻番。腐败损失甚至快于GDP增速。
是否愿意承认和面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何去何从的归宿问题。我们不应将收入分配问题庸俗化为富人和穷人间的矛盾。
收入分配首先是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分蛋糕的问题，基本取向是政府和企业少分、住户多分，官不与民争利是前提。而大多数研究显示，过去10年，中国住户部门从GDP中每年少分7%－10％。
其次是官与僚的关系，即对1994以来的分税制进行深化改革，中央少分，地方和基层多分。
再者是国有和私有的关系，国企应该少垄断、多分红，让私有企业唱主角。最后是住户部门的贫富关系，富人多纳税，中低收入多补贴。
贫富矛盾也好，体制性腐败也好，其赖以生存的温床，必然是权力集中和法治软弱甚或名存实亡。我们不应回避事实，更不应对既存事实做粉饰甚至否定。
群发性的官员腐败问题，已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形容的；靠短期暴富的开发商、煤老板群体，要形成所谓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痴人说梦？同时，在中国，仍有庞大的底层民众“像虫子一样活着”，匍匐艰难求生。
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国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人们正在发问，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中国经济靠“那部分”能有未来吗？
1988年，吴敬琏在《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揭示了不公平的根源。11年后，吴老为此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