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会有新的反腐措施吗？新华社10月22日引述中纪委消息，报道2010-2011年被查出违纪金额3.9亿元，“主动上交”现金和有价证券7.7亿。此举被认为是中共想要在权力交接之际，宣示反腐倡廉的成绩。但是，它在网络上所引起的反响，更多是对中共政权反腐无能的痛恨，以及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新华社报道说，记者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83195名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7.71亿元，查处违纪金额39198.28万元，处理违纪党员干部3578人。
这些数字引起了网民的兴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计算结果。有人算出，在近两年时间内，平均每人“主动上交”9267.38元，这恐怕只是官员收受礼金数字的极少部分。网民@老马的旅途说，“这是在侮辱老百姓的智商，也伤害了行贿人的感情”。
博客作者阎兆伟举例说，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曾“主动上交”组织9万多元，却背地里“私藏”31.2万元；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主动上交”回扣100多万元，但他暗底里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大张旗鼓地退回百万元贿赂，可家里有140万元的奔驰，家财超过了1300万元；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每到一地任职后都“主动上交”数万元。然而，李大伦夫妇“家庭存款”却有3200多万元。
在这次公布的数字中，被查处者平均每人收受违纪金额高达109552元，也是一个对照。
“没有上交礼金”的官员有多少？
很多人对“没有上交礼金”的官员数字产生了兴趣。由于监督制度的严重匮乏，“无官不贪”是中国民众普遍相信的一个事实。但是，中国究竟有多少官员及公务员，这个基本的数字，却一直是一个谜。今年3月初，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全国“两会”上说， 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他感慨道，“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随后称此说与事实不符， 公布2010年公务员的统计数据是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但有人根据《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的一组数据，计算出2009年全国的公务员人数3918万。
《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大约在1000万人以上，加上吃财政的其它人员，据说超过了6000万人。”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当时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已经超过了7000万人。
权大？还是法大？
宁可“人亡政息”也不公开官员财产？
就在公布这一则“反腐成绩”的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被网友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被广州市纪委初步查明，其家庭房产数量高达为22套。@人民日报微博对照两则消息后，得出结论说，拒腐肃贪，不能只靠道德自觉和良心发现，更要靠制度和法律。相对“自动”与“自觉”，“阳光法案”更有效；相对网络搜索，公开透明更可靠。
“阳光法案”即指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中共一再强调其反腐倡廉的决心，但是民众发现，官员财产公开这一最起码的公道，也是最有效的监督制度，却一直难以实施。
中国政府从1995年起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副处级(含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将自己的各项收入向组织申报，但不对外公开。2009年中纪委要求扩大申报内容，被认为中央再次下定反腐决心。然而，从这些年贪污越来越严重的结果看，这种申报无济于事。
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将近20年过去了，无论当局强调反腐如何迫切，但是这项立法毫无进展。2009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能够决定是否立法的人士大多来自官员群体。
从2009年开始，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验，一度被媒体称之为制度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不过，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报记者在近日的回访中发现，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等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都已经陷入停滞。
今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他表示今年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就跟他作出过的多种信誓旦旦的承诺一样，眼看今年就要结束，温家宝总理显然没有打算交出这份成绩单。有人评论说，只有政权性质发生改变，腐败问题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