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国家统计局终于重新发布基尼系数，以试图让社会各界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始终在0.47到0.49的区间高位运行，也高于世界平均0.44的水平。
金融危机之后四年时间，按照统计局的理解，基尼系数虽然在下降，但是仍然未能跌破0.47的区间下限关口——2008年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2012年回落至0.474。而且近四年基尼系数稳步下降的结论，也遭到了各方一致的讨伐。有经济学家甚至断言，“连童话也不敢这么写。”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团队、西南财经大学公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团队等为代表的民间研究机构，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也以较为严肃的分析研究，说明近十年的基尼系数，远没有统计局版数据所揭示的那么乐观。
概而言之，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基尼系数，至少都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推动收入分配的改革，具备扎实的数据基础。
早在2004年，就已经进入起草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依然未能出台，推出时间不断被延后。应该说，迟迟不动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造成过去十年基尼系数维持高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早在2004年，就已经进入起草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依然未能出台，推出时间不断被延后。应该说，迟迟不动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造成过去十年基尼系数维持高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在GDP蛋糕已经跃过50万亿元之际，若继续像过往那样分不好这块大蛋糕，那么接下来的基尼系数就会不断触及新高，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等收入陷阱即在眼前。之所以收入分配方案难产，核心还是在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本质只是个决心问题，理论上和操作层面的准备都已经比较完善。只要沿着“限高、扩中、提底”的改革路径，切实地推进下去，中国的收入差距就不会如今日这般离谱。
“限高”是三大路径中最重要的一条，直接关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成败。“限高”，首要是控制由机会不公平形成的高收入阶层，尤以政策性垄断行业为代表。比如，以央企、国企为代表的利益群体，坐享廉价的资源能源，充沛的银行贷款，巨量的财政补贴，然后通过生产经营按照市场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巨大的价差和利润，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上缴国库。这成为这些企业的高管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的资金来源。也是造成今日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意见最大的领域。
与此同时，打击灰色收入和隐形收入的任务更加艰巨。近些年，由于行政之手屡屡涉足微观经济领域，官员寻租空间巨大。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庞大的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的遗漏，亦是官方基尼系数偏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要求政府职能应该加速改变，行政之手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才能让灰色收入无处遁形，也是整顿吏治的现实需要。
当然，对垄断收益和灰色收入的“限高”，并不意味着简单限制高收入，相反，那些依赖技术创新、发挥企业家精神获得的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必须大力提倡。
在“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忘记了“扩中”和“提低”——给中等收入阶层减税，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这四部分低收入工薪劳动者的所得。应该说，“扩中”和“提低”并无多少既得利益阻碍，毕竟属于增量改革的策略，这更加只是个决心问题。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自是人人乐见的。不过，如果没有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届时是以基尼系数稳步上扬为基础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再美妙的GDP蛋糕也就难言美好。唯有以改革把基尼系数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人人得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那时候的2020年，才是中国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