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一些滞留东欧国家的德裔战争孤儿得以重返家园,共产情报机构则让间谍顶替孤儿身份潜入西方国家。而当时联邦德国对东欧阵营的和解政策,也为间谍渗透提供了良机。
德国和波兰在二战后于1970年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当时波兰的情报单位已经摩拳擦掌为谍报任务做好准备。仿照上世纪20年代起苏联的做法，东欧国家的情报单位也尝试让特务顶替孤儿的身份潜入西方国家。这些孤儿最好能拥有德国血统，并在西方国家的某处拥有失散的家人，因为这样能增加可信度，提升任务成功的机会。
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布尔哈克（Władysław Bułhak）解释，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波兰的情报中心便向过去的德国人居住区的地方情报单位下达指示，令其寻找可供利用的“孤儿命运”。
布尔哈克表示，东欧和西欧的政治交流正好有利于特务的渗透。“这不是一般性的操作方式，而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做法。他们由情报单位的特别部门负责管理。”
系统性招募
特务人选必须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因此他们偏好在德语系学生中寻找新人才。波兰籍的耶日·K(Jerzy K.)便是其中一人。波兰情报机构在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念书时找上了他。耶日接受了这份工作。他顶替了一名陌生男子的身份，后者的母亲是德国人，她在逃离波梅拉尼亚时将儿子“海因茨”留在儿童之家中，这个孩子最后由波兰籍的养父母抚养长大，并被取名为雅努什。波兰情报单位相信，雅努什本人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让特务使用雅努什的身份。
接下来这名即将冒名顶替的间谍接受了近3年的培训：为了掩人耳目，他在波兰担任两年的教师，以便在受调查时能拿出可信的履历。1977年，他透过红十字会找到了雅努什的母亲，假扮她的亲生儿子。这场天伦重聚的结局相当不幸，因为德国籍母亲在与儿子团聚不久后便心脏衰竭而亡。但这名间谍顺利假冒她的儿子，来到不来梅定居。当地聚集了许多来自波兰和其他苏联国家的移民。
两个海因茨
波兰间谍耶日·K接受采访
耶日·K的官方姓名为海因茨·阿尔诺（Heinz Arnold），他在不来梅的移民办公室工作，并在业余大学担任德语教师。不仅如此，他更是社民党成员，还参与慈善事业，借此知道了许多德国军备工业和出口的信息。耶日·K最感兴趣的是，来自东欧的外国移民入境时会受到哪些审查；因为相关情报能帮助东欧国家，为间谍的潜入工作做好万全准备。除此之外，他也在波兰的反对团体中刺探情报，这些团体在海外向波兰境内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提供支持。间谍耶日·K取得了无数的个人资料。
在他进行谍报任务的同时，人在波兰的雅努什本人毫不理解，为何他被拒绝出境，并且定期遭到军方盘问。1984年，他也开始透过红十字会寻找亲生母亲。德国方面因此发现，两名男子在寻找的生母是同一人。直到1985年3月，该名波兰间谍的身份被揭发并遭到逮捕。3个月后，真正的雅努什在波兰死去。
柏林格利尼克桥上的间谍交换
政治考量与间谍交换
联邦德国检察院则继续调查该名波兰间谍。但长年任职于柏林和不来梅宪法保护局的雅赫曼（Lothar Jachmann）表示，最终事件并非寻正常的法治模式解决。”当年如果捕获间谍，人们会考虑如何在政治上利用此事。这是冷战时期常见的做法。”
当年，双方政府或情报机构都希望能赎回被对方拘禁的情报人员，所以两国会试着进行间谍交换。
1985年年初，在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立即推动间谍交换。不久后， 柏林的格利尼克桥上举行了两次壮观的间谍交换行动，双方共互换了40名间谍。
当年的不来梅市长科施尼克（Hans Koschnick）表示：“如果不换回身份被揭发的间谍，那些尚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便会士气低落。在这点上，无论是苏联的克格勃（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前东德国安组织（Stasi），想法都是相同的。” 科施尼克说，这在东西方都是密而不宣的操作方式。
1986年2月11日，耶日·K走过柏林格利尼克桥上,重获自由
冷战的产物
间谍耶日·K的遭遇也是如此。在被拘留十个月后，他在1986年2月11日悄悄走过了格利尼克桥。这名波兰人是冷战时期最后一名被交换的特务。
之后他继续在情报单位工作，乔装成从事外贸的生意人。1989年他离开了情报机构。近30年后，西德广播电视台播出了相关的纪录片，这名前波兰间谍再一次面对了自己的过去。他表示，从事间谍活动是因为自己乐于冒险的精神。虽然他已不再从事谍报工作，但是耶日·K相信，如今仍有许多在冷战时期取得假身份的间谍在活动。“如果不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