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6日讯】本书作者陈秉祺出生在甘肃定西农村，一九五七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进入令人羡慕的飞机设计专业。农家子弟在大学里适应得不错，他在省高校运动会短跑得了第二名，被选拔参加大学足球队。可以光宗耀祖的大好前程，却因一句悄悄话被人告密而断送。“甘肃有饿死人的现象”这句话不过说出一个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却暴露了那时需要严守的“国家机密”。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文件要求批判处理占大学生人数千分之二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按这个比例，陕西很快“揪”出首批包括陈秉祺在内的十多名“反动学生”。他被送“劳动考察”，六年后被判二年徒刑，一九七九年毛时代结束，才获得自由。少小离家老大还，此时，母亲已经作古，不相识的小孩唤他做“爷”。他荒谬的遭遇，人生的悲剧，折射出整个民族的一段苦难历程。他被无辜定罪的原因，正是毛时代灾难的根源：人民没有知情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
定西县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饥荒，自古有之。中国大陆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被视为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其特征在于：在既无战乱，又无天灾的年份，有数千万人饿死；广袤的中国，从南到北，饥民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有人就饿倒在堆积粮食的仓库边；民间禁止公开甚至私下谈论饥荒。从给毛泽东写万言书的彭德怀将军，到本书作者这样的年轻学生，道出真言，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不允许说真话的社会，自然被谎言和谬误绑架。陈秉祺家乡的县志记载：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至五月二十六，定西县召开二届二次党代表扩大会议，关起门来整整开了三十九天的会，名曰整风反右。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画，包括“苦战一年，建厂四万个”，而当时定西县人口大约二十二万。全县男女老幼在内，平均约五个人办一个工厂。这样的疯话，为何竟然成为党和政府的决议呢？很简单，如果有人不赞成，就成为批斗对象，可能被划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刻被剥夺说话的权利，受到严厉的惩罚，祸及家人。从官员到民众，为了自保，容忍荒唐和不义，以致社会好像得了神经病。那个时期的报章，记载了举国上下的疯狂举动，令人膛目结舌。甘肃日报报导定西大跃进的成果说：“定西一夜办起十个大学”。伟大领袖说一声“人民公社好”，不用下达文件，全国党政干部唯恐落人后。定西几个月内就实现公社化，建立公共食堂，“农家锅灶全部取消”，一律在食堂吃饭。全县建立公共食堂二千三百七十六个。一九五九年，定西集结十万人，将土地深翻，即将土地表层养育农作物的肥土深埋（《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38-46页）。
甘肃饿死百万人，九○年还在说谎
被称为大跃进的大疯狂是大饥荒的前奏。人民日报上赞扬甘肃“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工程计画修建一千多公里管道，需通过崇山峻岭二百多座，跨过河谷、沟涧八百多处；要修建水库、水闸、涵洞、泄洪等建筑一千一百座，要把十八座大山，从山顶劈开一个槽，使水流通过，最高处需下挖一百八十公尺。从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二十个县调集十多万干部和民工。苦干了三年，十二个春夏秋冬后，以失败告终。这类令民不聊生的荒诞事，举国上下无一幸免。后人看来，十分不解，为什么没有人说“不”？答案同样简单：没人敢说，说了立即受到制裁。
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肃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向中央打报告“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报告自然是党内机密文件，但也被中央定性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上万干部因言论“右倾”受到批判。天水地区就揪出一百零三个“反动集团”，成员达七百多（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07--160页）。他们的命运，以及数以千万计有良心，说真话的人的命运，大概都与本书作者相似。对甘肃大饥荒的起因、过程、灾难惨重的程度等，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有详尽的记述和分析。按他提出的证据，估计甘肃大饥荒死人在一百万以上。
直到一九九○年，众人还心有余悸，定西县该年出版的县志，对那场大饥荒也不敢直抒，只说两个公社“有剥树皮、宰耕牛、人口外流等问题”。不过，有心人将事实藏在统计数字后面。定西的饥荒开始前的一九五八年，死亡人数二千八百八十二人；到一九六○年，死亡人数高达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一人，比正常年份多出一万多人。县志说，定西一九六○年七月的县委扩大会议，“对人口死亡、外流、大家畜建设问题有所重视，但未提出实际对策，故死人问题继续发生”。“十二月十六日，县委扩大会议，提出‘抢救人命’的口号”（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07--160页）。到饥荒严重时，中央要求各省每天提交饿死人数的报告。饥荒严重，县委知道，中央知道。
记录了苦难中感人的亲情
言论自由的限制，从延安整风时代就开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随越来越高昂的万岁呼声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推向极致。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谎言时代的人，纷纷自投罗网。失去话语权的民族进入之后三年疯狂的大跃进，喘息未定，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疯狂。毛死去后两年，一九七八年，陈秉祺还在狱中，因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关押的囚犯委托这位大学毕业生代笔写申诉书。“很多案子十分简单，用不了两百字就可以说清楚”。一个老头，把毛主席石膏像挂在脖子上，骑自行车回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六年。另一位老先生，把“打倒右派”，写成“打倒左派”，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判十五年。
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罪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累闻不鲜。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不用说升斗小民，除了毛泽东一人，均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陈秉祺的朋友张九能，是极为少数没有被洗脑的年轻人，一九七○年三月五日，这位曾经想过要组建“争取人权同盟”的理想主义者，在长沙被枪决，结束了他三十年的一生。同一天，中国另外一位思想者，《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二十八岁。
被打入最底层之后，人性中的善与恶都表露得更充分。他描绘在死伤频仍的采石场，设施简陋的煤矿服苦役的犯人，为争取“表现”而相互倾轧；也有人冒险保护同伴“我们像是在沙漠中被暴风雪困住的几只山羊，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对方”。书中记录的许多无辜受难者的经历，尤其是越狱的故事：挖地洞，钻地下水道，夜游渡河，情节就像好莱坞电影，只不过都有真实的姓名地点，读来令人心寒。“高强度的劳动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好像大家都不觉得什么，唯独饥饿是最大的、时时刻刻不能摆脱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被击毙的逃犯尸体摆在出工必经的路边，将写有‘逃跑的下场’的牌子立在旁边，以警示大家。书中记述了一个在煤矿做工，来自农村的犯人，为了逃脱下井的危险，他装成腰有病，三年来躬身九十度走路。等到刑满释放，他要求留下。比起饥饿的故乡，煤矿一日有三餐，对他而言已经是“天天像过年”。
一九六一年，陈秉祺不忍见亲人在乡下受饥饿煎熬，他借故休学，试图回农村帮家人“搞到口粮”。让人想起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华人崔琦。他出生河南农村，十二岁随亲戚到香港。成名后，记者问他道，如果你不离开乡下，结果会怎么样？回答出人意表：如果我不离开，三年困难时期我父母可能不会饿死。随即泪下。中国文化中这份浓浓的亲情，贯穿全书。
感谢并钦佩作者，用许多感人细节，记录了那个年代农村的苦难，他们的所思所想，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智慧。作者的父亲德高望重，曾被乡亲推举，主持为一九六○年饿死的村民的超度。“方圆七、八十里，还有外县的人都赶来送上亡人牌位及香火，最后一天晚上烧纸的时候，整个一个河滩，火海一片，哭声一片。”。陈秉祺让我们听到时代的哭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真话，付出青春年华。一个民族，如果不正视历史，反思过失，给人民予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会付出惨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