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4日讯】中国的执政党中共掌控着国家的历史文献，决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类似文革、大跃进、六四等历史事件，在中国学校的课本中要么不出现，要么轻描淡写。在中国民间，越来越多的人自己通过访谈等方式，来记载历史。
果农老贾正在橘树园里采摘橘子，要想收成好，就得勤给果树浇水除虫，这样结出的橘子才饱满又漂亮，能卖出个好价钱。不过老贾除了种果树卖水果，还有一大爱好：研究和记载中国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和他的家乡湖南白云乡有关的历史事件。
老贾最感兴趣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因为那段历史对他的家人有直接的巨大影响，那正是中共建政后最严重的饥荒年代，老贾当年还是个小孩子，他回忆说：
“我爷爷当时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从公社偷了点粮食，藏在家里。不过，还没等我们家人吃这点粮食，他就被人揭发，被带走了。整整7天7夜，他胳膊上拴着绳子被吊起来毒打，直到被打死。爷爷当年67岁，遭这么大罪，其实就为了一口吃的。”
大跃进搞死千万人
果农老贾认为，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今年62岁的他在业余时间，拿着摄像机在村子里走访那些还能回忆起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跃进历史的村民，并把访谈拍摄下来作为纪录。大跃进是毛泽东当年草率、不现实地发动的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试图发动群众力量在工业和农业上实现“跃进”，结果却导致国家经济几乎崩溃。非官方的数字显示，当年有3500万人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非自然死亡。
中共刚建政时期大搞土地改革
老贾今天想找到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很不容易，1958年已经是成年人的人，到今天年事已高。比如老贾采访的这位姓龙的老人，已经75岁，记性也不太好，对以前的事情有一些零星回忆，但记不清具体的人名或者事情的来龙去脉等。龙老人已经多少年没有说起过当年的事了：
“那时候真太可怕了，无论是年轻力壮的还是老人都受罪。当年我们要建一座蓄水站，每个人都得出力。那时候有个党委书记，很坏，老张家的兄弟都已经死了，他还往尸体上抽鞭子。你说，多可怕啊！”
老贾听龙老人回忆以前的事，不时地问一些问题，把访谈的过程拍摄下来。多年来，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大跃进等历史运动了解甚微。类似的历史事件在中国也很少公开地进行讨论和评价。大跃进时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做出的错误的决策，这一点在今天已被承认，不过只是比较泛泛地评价。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也是简单的“七分功三分过”。
对于事件和决策的错误根源等问题，中国当局希望民众不要追问过细，因为很可能会由此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疑问，对允许如此重大灾难发生的执政党本身产生质疑，对中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打个问号。
一部在毛时期拍摄的黑白纪录片完全以正面宣传风格描述了大跃进运动，体现该运动如何鼓动群众积极参与，“实现7年内超英，15年内赶美的宏伟目标，同时把中国的农业生产量翻番。”画面上还能看到不少农民幸福的面孔，和农村合作社热火朝天的耕作场面等。
中国农村地区有一些民间史学家，自发进行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记录，记载历史
而大跃进运动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这部纪录片中毫无体现：无数人活活饿死，农业经济几乎崩溃，官员不顾民众死活，实行粮食定量政策的事实等。当年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军事化管理，农村必须实行公社集体制，农民甚至不许在家开火做饭，必须去人民公社大食堂，而自家铁锅都拿去大炼钢铁。
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复兴之路”，在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毛执政时期的历史时，也没有把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详细展出，关于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图片只展出了一两张。
大跃进运动尤其是中国农业和农民的一大悲剧。当年的中国还是一个极为落后和封闭的国家，除了当局的宣传影印图片，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那段历史的其他记载。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受害人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所以也几乎没能留下回忆性的文学资料。谁如果在今天想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解，只能像湖南的果农老贾一样去走访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农民，进果园、下田地，去采访历史见证人，或者阅读在中国国内被禁止出版、但在海外发行的记载那段历史的书籍，比如杨继绳写的《墓碑》：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农业产量，各地方的官员竞相虚报产量，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虚报的数目，就要把自己的口粮，甚至饲料、种子也搭上。农民自己一无所有，政府还想尽办法征收粮食。最终饥荒爆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
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
杨继绳在上世纪50年代时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和果农老贾一样，他当年是毛泽东的铁杆拥护者，他甚至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当年活活饿死。直到后来，他为了写书进行历史资料调查，才得知了许多中国历史书籍里没有记载的历史真相，了解到当年饥荒期间中国发生了多少悲剧，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杨继绳说：
“河南信阳当年有8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饿死。饥饿的民众甚至去吃死尸，在冬天，坟地里死尸埋得不深，就被人挖出来吃。还出现了人吃人现象，有人把自己孩子吃了。据不同的统计，我估计在全中国当年发生了4、5千起人吃人事件。”
经过10年之久的调查和记录，杨继绳写成了《墓碑》这本书，书中对打饥荒时期发生的种种悲剧，特别是当官的对百姓的残忍做法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描述。像果农老贾一样，杨继绳也不是史学家出身，他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也正因为在新华社工作，杨继绳有机会阅读中共历史文献，并到地方与无数历史见证人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杨继绳说：
“我当然不能说我要去调查大饥荒那段历史，而是说我去为新华社研究村庄里的政治发展过程，去记录农业生产的历史等。饥荒这个话题我是不能提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
直到今天，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中国官方媒体还愿意用“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等用词，好像那时候的一切是由于天灾造成的。用杨继绳的话说，因为中国还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冒险写了这本书，尽管面临压力，不过压力也说明了讲出真相的必要。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也渐渐出现了一些开放的迹象。比如杨继绳的《墓碑》中文版得以在2008年出版，尽管不是中国大陆而是香港特区。他本人没有因为写这本书受到打压或其他麻烦。杨继绳甚至很高兴，看到他的书有那么多盗版版本充斥大陆书市，他本人估计有几十万册盗版。去年在网络上也有公开的关于当年饥荒死者人数等话题的讨论。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几年前还带着学生一起拍摄了历史证人的口述实录。吴文光说：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普通民众的回忆是历史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历史的基础。而至今，几乎没有人提及那段大饥荒历史。”
吴文光带着70多位助手，走村串乡总共采访了700多位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25岁的小赵就是吴文光的助手之一：
“我爷爷本来不希望我在村子里做采访，问当年的事，他担心现在提以前的还会惹来麻烦。”
冯客（Frank Dikotter）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封面
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小赵对大跃进那段历史了解很少。学校的历史课上，老师对那时候的事只是简单带过：
“我不太喜欢学校里的历史课，课本上的内容和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借鉴历史，创造更好的未来。现在通过和村里的人作采访了解以前那段历史，我才明白了许多事情间的关联。如果不回头去看历史，也就不可能朝前继续前进。”
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学生们不仅拍摄口述历史，还编拍舞台剧重演那段历史。去年，他们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演了再现大饥荒的舞剧，还到维也纳去演出过。对于吴文光来说，舞剧的编演也是记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你做一件事，而且是坚信不疑地去做，那么这件事会给你自身带来一些改变。我们想要了解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掩藏，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相。但是通过这个回顾和记载历史的项目，我们对自己也有了新的了解，我们本身也有了一些改变。”
不忘历史 才能前进
果农老贾在白云乡走访村民讲述大饥荒的经历，也是吴文光记载历史项目的一部分。老贾是吴文光最积极的帮手之一。湖南的夏天潮湿闷热，对摄相机镜头很不利，老贾不时地要用吹风机给相机烘干。老贾采访的龙老人讲了很久，已经很累，而且她眼神不好，不过她还想继续：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当年那么多人死了，没人过问。现在终于有人想要整理那段历史，并且告诉全世界。这是件好事，那些死者不会被忘记。”
据估计大饥荒期间3500万非自然死亡的人的名字不可能全部记录下来，至今也只能通过当年的出生和死亡率猜测，有多少人在此期间死亡。对于果农老贾和退休记者杨继绳来说，他们自己和家人是大饥荒的受害者，现在对那段历史的追踪和记载，是一种迟到的纪念。老贾说，无论中国官方是否允许，都要让社会记住那段历史，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我听了无数当年的悲惨故事，开始我总哭，现在我也有时忍不住落泪，因为当年发生的事情太悲惨了。我们村里这些老辈人决不会再成立这些人民公社或是走类似的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已经吸取了教训。”
不过老贾说，如果没有对那段历史的记载和转述，谁知道今后的人会不会再重蹈覆辙呢？
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不过目前正视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中国官方不禁止、也不鼓励民间去记载回忆那段历史。大跃进、文革之后，中国发生的另一大悲剧就是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了。这一事件至今在中国还是禁忌话题。六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仍是机密，民间不能公开悼念六四死者。北京没有任何公开记载该事件的地点。这一事件已经过去24年了，而要正视和评价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