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6日讯】上个世纪末，我“人在东京”，在一家年营业额占日本全国GDP一个百分点（1%）的综合电机公司打工。公司旁边，是著名的丸善书店，就是30年代鲁迅通过内山书店邮购洋书的那家百年老店。那是我午休的好去处。两年的时间，少说去了也有300回。那间书店的一个特点，是杂志种类特丰富，各种时政、思想、文化类学术新刊，一应俱全，过刊还能订购。应该就是在那儿，我注意并爱上了《文艺春秋》杂志，从此几乎一期不落地一路购读下来。
《文艺春秋》，是日本文豪菊池宽于1923年1月创刊的综合杂志，至今已有逾90年的历史，号称日本第一大刊。内容从轻时评、随笔，到重头政经评论、社会调查，到小说、非虚构作品连载，每期将近500页，无所不包，是东洋特有的“论坛志”中的重镇。日本最崇高的文学奖项芥川奖一年两度（3月和9月）的获奖小说也在这本刊物上全文首发，然后再由文艺春秋社出版单行本。这本刊物的社长、总编、首席记者，从菊池宽开始，清一色是文坛巨擎、名作家。其在日本社会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通过一件事可“窥一斑而知全豹”：1974年，前《文艺春秋》政治记者立花隆发表长篇调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揭开了田中角荣黑金政治的关系网，引发政坛地震，给深陷洛克希德事件丑闻中的田中角荣以决定性的一击。放眼世界，一介民间媒体，凭藉自身的舆论影响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几乎只有美国《华盛顿邮报》因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曝光，而使尼克松落马的案例堪可比附。
这样的媒体令我脱帽。每每手捧新刊，翻阅一过，我都会想，我们何时能有中国版的《文艺春秋》？不仅是《文艺春秋》，《中央公论》和《世界》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等，无一不是百年老店，无一不是对社会文化，甚至制度文明发生过有形或无形影响的舆论重镇。我的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有时候似乎也变得现实起来。
大约是2000年初春的一天，我中午吃完饭，在马路边散步。路过昆仑饭店对面的报亭，一份橙黄色的报纸吸引了我的视线：《经济观察报》。此前的报纸，包括《南方周末》在内，多是黑白印刷，对开两张四版，充其量是四张八版。但这份报纸，竟有几十个版！且橙黄色的质地，大幅的照片和插画，彩色印刷；“社论”、“评论”、“观察家”等不同的版面，都有中英文标题，给人以洋洋的感觉；正刊文字生猛刺激，副刊适性随意，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新华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中文报纸！当然，价格比一般报纸要贵出一到两倍，但这不是问题。我为中国终于出现了这种迥异于以往机关报面孔的“异色”报纸而兴奋异常。因生活在帝都，且置身于媒体圈外，我当时并不知道南方的媒体形态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南方都市报》等已经创刊（彼时互联网也不够发达）。
回过头来看，不能不说，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差不多前后脚，我又发现了另一份绿色报头的报纸《21世纪环球报导》火火创刊。从这时起，加上此前已经登场的北京地方纸《中华工商时报》，及《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和《互联网周刊》等杂志，北京报摊的“生态”已大为改观。每天中午和下班后，逛报摊成了日课。多年来，家和工作单位附近的每一个报摊，我都是常客，偶尔路过没带零钱时，可享受赊账的VIP待遇。常在河边走，没有不下水的道理。我早年便有过不少投稿报刊被发表的尝试，至此更加“蠢蠢欲动”，开始为一些报刊有一搭无一搭地写一些日本观察和艺术文化随笔、IT评论等文字，也有了相对固定的专栏。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起飞，加盟世贸（WTO），开始不懈申奥，有种自由的空气。几乎没人怀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将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文明终将与世界文明合流，诸如“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等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那恰恰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方向。这种从内向外“自发”的开放感，还表现在一个特殊领域，那就是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此前，这个国家的外交事务，是断难容忍体制外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置喙的。我们虽然有《人民日报•海外版》、《ChinaDaily》和《环球时报》，但谁都知道它们的“喉舌”功能，其版面上充斥着西方国家针对“崛起中国”的阴谋论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崛起”的一派颂扬之词，但你基本上看不到对一个国家外交哲学、外交政策及国家利益最大化问题的认真检讨，更看不到关于中美、中日、中俄、中欧、中朝等中国主要对外关系历史与现状中问题的实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新闻纸《21世纪环球报导》应运而生。
这家报纸作为《21世纪经济报导》的子报，于2002年初创刊，一登场便带着南方系新锐主流的味道和浓厚的国际范，圈内人称之为“二球”。至今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球”是“新中国”史上最漂亮的报纸，没有之一。凭我一介业外人士的观察，这份报纸有几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
一是明星记者、编辑的豪华阵容，以主编连清川为首，麾下一群南方系的青年新闻人，颇不乏明星范十足的人物；二是版式清新，“霸气侧漏”，可见对一些国外主流报纸借鉴的影子。乃至该报停刊后，一些报纸纷纷“改版”，大胆拷贝“二球”的版式风格；三是报导与评论分开，甚至观点可不同。文字客观理性，去意识形态化，能看出新一代媒体人有意识的“去新华体”的抵抗与努力；四是专栏作家制的尝试。此前的大陆报纸，虽然有专栏，但突出的是专栏本身，专栏作者的个人色彩并不凸显。“二球”开始，大胆尝试海外媒体的专栏作家制，也培养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栏作家；五是一改既往报纸的意识形态化面孔，融时政于娱乐，亦庄亦谐。一报两刊，除了“正刊”外，还有相当于“副刊”的《明星周刊》，娱而不俗，乐而不媚，用今天的话说，是很“萌”。在十几年前，集上述特点于一体的报纸，想不火也难，一纸风行，不在话下。正是在这个报纸，我作为“编外”专栏作家，开始了对包括中日关系、朝鲜问题在内的东亚国际关系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比较系统、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布衣知识人、纯民间立场的观察者，能对中日关系、朝核问题等重大外交问题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展开论述，应该承认是时代的进步。我认为，也正是在这样一群关注外部世界和中国外交性格的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所谓“公共外交”才得以在传媒视野中凸显，并成为政府主导对外事务的有机补充，从舆论的层面，为外交注入了一种多元性和活力。
然而，好景不常，仅一年的时间，“二球”訇然倒下。2003年3月10日号，不意成了“终刊号”。胎死腹中的一期上，还有我一篇关于日本社会的整版文章。2003年3月初，当安替牛逼哄哄地奔赴伊拉克前线的时候，还是作为“二球”的战地记者，人还没回来，报纸没了，于是中途发回的报导署名改为“《21世纪经济报导》战地记者”。好在安替心态不错，深夜坐在底格里斯河畔垂泪，缅怀了一番女友的音容笑貌，便打道回府了。而其他朋友，如刚刚内定为“二球”驻北京记者站记者的贾葭，屁股还未及落座，发现椅子不见了。但我至今认为这份报纸是史上最完美的中文报纸，整整一年双刊，从创刊号到终刊号，百十来份报纸，成了我书房中的“镇宅之宝”。一群如“丧家之犬”般的编辑、记者们，或回到《南周》、《南都》等南方系的其他媒体，或到长三角创办了《外滩画报》等新媒体，或在北京接盘、重新包装了其它市场化媒体，个个明星范依旧，动静都不小。
2003年前后，真是一段浓密而难忘的“峥嵘岁月”。几乎就在“二球”牺牲的同时，湖北大学生孙志刚惨死在广州的收容所。不过，直到4月20日，《南都》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长篇调查之后，孙之死才成为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随后，三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许志永）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即《收容法》）的“违宪性”，导致恶名昭著的《收容法》被废除。但随后，《南都》两位高管却锒铛入狱。北京、广州等地爆发了“SARS”，若大城市，像自动“宵禁”似的，人迹“蒸发”，机动车畅行无阻……那一年，知识界对“胡温新政”的期待达到了鼎沸的程度；那一年被媒体称为“新民权元年”，但终于止于“元年”，而没了下文。
“二球”消失后，部分资源和版面被《南都》和同年先后脚创刊的《新京报》及上海的《东方早报》所吸收，感觉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南都》，凭藉其罕见的庞大评论版面和深度报导，成为当然的舆论领袖，一骑绝尘。而在其评论版编辑骨干中，便有前“二球”的编辑。这个时期，以《南都》为龙首，加上一北一南的《新京》、《东早》，再加上相对“外围”的湖南的《潇湘晨报》、河北的《燕赵都市报》和河南的《大河报》及后来的《云南信息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的都市报时代。至今犹记得2003年底，《新京报》创刊前夕，作为投资方的南方系领导对媒体说：“创刊后的《新京报》，在北京所面对的市场竞争，与其说是大和小的问题，不如说是有和无的问题。”口气之大，不可方物！
确实，新京报甫一上摊，便凭藉其南方系的清新格调和强大气场，稳占市场，连在不同时期曾引领风骚的《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华夏时报》等老报纸也难望其项背。我个人非常庆幸在这个时期，能为《南周》、《南都》、《新京》等都市报及《南风窗》、《凤凰周刊》等时政刊物大量撰写评论（包括社论），也为我深度观察东亚社会的文化风土和社会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也是我至今对多年来一贯奖我掖我，提携、“逼迫”我的媒体和编辑朋友内心充满感激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作为外企白领的我，断难实现“量产”，更不会有辞职“独立”的勇气。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点对本土传媒写作的观察。首先，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纵论、评价中文传媒写作的资格，我只是从一个写作实践者的角度，谈一点基于对域外媒体比较基础上的感想。我注意到，《大家》的总指挥李方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了“日系写作”的问题。我不知道所谓“日系写作”的提法是否成立，但李方老师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敏锐的观察视角。这个问题，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日本传媒极其发达，那是一个从社会文化到国民心态，都被传媒舆论深度塑造的民族，而如此发达的传媒，也必然为传媒写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具体地说，窃以为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学术与传媒的边界模糊，甚至基本消弭。中世纪以降，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生产知识、淬炼思想的熔炉，与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一样，只是职能不同，并无高下之分。日本作为一个媒体社会，大众传媒及其从业者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媒体与政学两界的“越界”相当普遍。内藤湖南是《朝日新闻》记者出身，后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重镇，这样例子绝非个案。学术与传媒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本身，即意味着学术的传媒化和媒体的学术化。就是说，学术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格，有相当的传播性，而媒体则带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拒绝掺水”。
二是媒体是政治和社会政策决定程序的有效一环，是博弈的参与者（Player），而不是外在于它的“围观者”。这就要求媒体从业者和以公共媒体为平台发言的意见领袖，要像政客游说国会或说服选民那样，最大限度地克制情感表达，尽可能地做到理性客观，言之有据。因为你的观点既发表于公共媒体，那么便有可能被人作为材料来引用（当然也有相反的可能，即作为批判的材料来利用）。
三是媒体虽然在本质上是商业机构，有利益诉求，但并不等于公司、商号等纯商业机构。换句话说，虽然有利益诉求，但媒体对利益的追求，并非是线性的，它不会为了某种眼前利益，放弃自己的办刊立场，或去刻意迎合某类特定读者的趣味。哪怕是最右翼的媒体，也会要求其记者、编辑在日常报导活动中，不能放弃“正义感”和“同情弱者”的原则。譬如，在被国家公权力侵害的维权案件报导中，你不能无视受害者的痛苦而一味“体谅”权力一方的“难处”；在列车脱轨事故调查中，你不能眼瞅着乘客的人命损失和被撞毁的民屋而去强调铁道公司主观上的“无辜”和技术上的“客观”。
日本大媒体多系发端于明治期的百年老店，有“巨无霸”的规模和实力，有不轻易失坠的品牌价值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有战时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协力军部的不光彩历史和负面教训，经过战后近70年的和平与民主化建设，有足够的经验、自尊、积淀和从容，使它可以无需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皮毛浮躁、过于表面文章。
不比较，无以知差距。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日本媒体的长处，正是中国媒体的不足。包括笔者在内，所有以大陆公共媒体为平台展开思考、论述的写作者，都有责任提升自己的写作品质，从而提升自身的尊严和存在感，继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媒体形象与品牌价值的提升，进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有利于先进社会文化的酿造。多么希望有一天，通过我们这一代媒体知识分子的努力，能看到大陆本土出现如《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那样独立而权威的媒体，而不是遍地的“喉舌”与“扒粪机”；能有像李普曼与船桥洋一那样对政府和民间社会有当仁不让的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而不是满街的御用文人和狗仔队（Paparazzi）。
要说有什么“中国梦”的话，可以说，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