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03日讯】根据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的说法，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曾激烈反对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提升至30%，国资委为此还专门去中财办表达部门意见。从这位文件起草组成员透露的信息来看，可见国企改革之艰难。
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从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30%，是三中全会决定的规定。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国企乃全民的企业，其收入理应为全民服务；二是国企目前上缴的资本收益比例较低，没有尽到为民服务的职责。
目前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大体分为三类：资源类的上缴15%，一般竞争性的上缴10%，科研院所的则上缴5%。从最近两年看，虽然国企上缴的利润达到七八百亿元，看起来很多，但大部分还是返还给国企用于内部补贴和技术改造等，真正用于公共财政的红利，在2011年只有40亿元，2012年50亿元。这个数字无论与国企创造的庞大利润相比，还是与社保的巨大缺口相比，都微不足道。
所以，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无法理解蒋洁敏和国资委为什么要反对30%的资本收益上缴财政。
善意解释，是他们为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可是，若说上缴30%的利润会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降低国企高管的薪酬和各种财务成本。最近人社部在调研国企高管的收入，普遍觉得过高。而国资委认为，国企高管的年薪平均定在70万元比较合适，理由是，低于这一水平会使国企留不住人才。国资委可能真的以为国企这些年的发展壮大是国企高管努力的结果。就算如此，国企过高的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成本也有降下来的空间。前不久媒体曾曝出某上市国企用于招待的费用高达一千多万，中国的国企和政府部门一样，三公经费一般都是很高的，而且比起政府部门来，因为国企可以把三公经费算入经营成本，从而更有点肆无忌惮。
其实，即使从国资委自身的政绩考虑，在国企有能力上缴红利而不上缴或上缴比例过低，将过多利润留存在国企也会为企业及国家的发展带来诸多弊端。一方面，因当前国企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过度留存利润可能会导致企业投资冲动和过度扩张，致使国资委难以监管，且客观上易造成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另一方面，盈利企业利润该交未交，亏损企业想退难退，势必使国家想扶持的企业和产业扶持不了，该退的企业和产业又退不出去，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再者，一些国企特别是垄断企业把利润留存企业后，不是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也不是去再投资，而是用于提高企业职工特别是管理层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致使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的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对国资委的平衡考量也是个挑战。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国资委似乎都不应该反对将国企的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到30%。在蒋洁敏之前的国资委主任李融荣也没有反对过。何况，这是在9年之后才达到这一水平。
国企这些年利用国家的政策和资源扶持养得“膘肥体壮”后，愈来愈变成内部人控制的企业。而国资委，本来是代表国家来监督企业的，也逐渐被国企“俘获”过去了，成为国企利益的代言人，反而不为人民利益服务了，只能这么来解释。但是，无论从国企的未来发展，还是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着想，都要求国企必须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具体来说，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水平，不仅有利于企业减少对国家政策和资源的依赖，把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创新上，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变；也能够为税收和财政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减轻民众的税费负担。同时，分红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又为减少储蓄的必要性，提高人们的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问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所以，企业和部门不能仅打自己的小算盘，但这也说明，某个方面的改革，不能交给这个方面的部门去筹划，否则，自己改自己总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