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05日讯】2013年多位官方学者密集在官媒撰文批驳“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撰文，认为这个名词是“中国造”的政治名词，意在反宪政。
“历史虚无主义”是2013年社会热词之一，2013年5月起，多位官方学者于官媒密集发表“倒宪”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以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
本人曾于2013年5月23日，在各大门户网站微博下帖约辩：”就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宪政、中共党史上的宪政主张、宪政与人类文明历史潮流等主题，由正反方组团公开辩论，媒体、网络现场直播”；但未见有人出头，唯一的回应是：11月间中共三中全会闭幕的当日，我在各大网站的博客、微博被全部“暗杀”，未能明正典刑，“理论自信”何在?与其用”文革”大批判手段将对方封口禁言批倒批臭，还不如公布毛泽东时代全部历史档案来得光明正大，只怕有权者无此胆量和担当。
“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
据笔者考证，虚无主义（Nihilism）是一个外来名词，这一概念首先被哲学家引入哲学范畴，后逐渐扩展至文学艺术领域；在学术意义上，“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史学用语，也没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国，这个名词在1989年批判政论片《河殇》时才开始出现。
1990年1月10日，“历史虚无主义”被写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稿：“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化战线上，围绕着民族文化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包含着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求是》，1990年第10期)
1993年，“历史虚无主义”首次被作为文艺理论术语收入辞书。定义为：“虚无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表现，认为‘历史’是虚构的概念，蔑视民族历史。它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在中国萌芽于本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其主要观点是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它最后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由此开始，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读逐渐政治化，被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政治名词，收入1999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第二年又变身历史理论术语，被《史学理论大辞典》收录。2005年，出现了一个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小高潮，前北大副校长梁柱在这场批判中脱颖而出。
2009年以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章数量逐渐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2010年5月21日，《红旗文稿》发表了他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一文，罗列了“五宗罪”：一、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二、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三、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戏说”、“恶搞”历史；五、追求“价值中立”和“纯客观”。
综上可知，“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其来源与马恩列斯无关，与学术无关。在去年的“反宪政”论战中，“历史虚无主义”被当作帽子四下滥扣，其主要功能，反倒是将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虚无化。
被虚无化的中共历史主张
“历史虚无主义”成了中共当局一直起来的靶点，但纵观中共党史，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共一直是宪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指责国民党“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同年12月，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还承诺“民选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比比皆是。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对内讲“党指挥枪”对外讲“军队国家化”，倡导过欧美式民主又朝苏联“一边倒”，主张过联邦制又拒绝联邦制，反对过一党专政又搞一党专政，主持制定了宪法又践踏宪法，宣布了“言者无罪”又搞以言治罪……，历史上出尔反尔，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事很常见，但从不公开否定自己主张过的东西--领袖不会打自己的脸。
中共的前辈理论家们深谙此道，从陈伯达、胡乔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乃至邓力群，个个文采飞扬，且不论观点如何，文章都成一家之言，不会留下矛盾自伐的话柄。过去经常宣称“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如今却是无知者无畏，有家报纸年复一年地反“军队国家化”，理论刊物发起反宪政运动，公然否定本党的历史主张。某副教授甚至玩起诡辩术，将执政前的宪政承诺演绎为一种政治斗争谋略。
如果真有“历史虚无主义”，将本党历史及领袖的主张虚无化，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准样板。号称“三自信”的官方理论界，果真一代不如一代，退化得没有拿得出手的人了？
被虚无化的毛泽东时代
一年来讨伐“历史虚无主义”的先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最近他发表了《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一文，总结出毛对新中国的“六大贡献”，还解释了三个“误解”。
李指毛的头条贡献是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并通过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成功化解苏联的“核打击”；其他贡献还包括：“两弹一星一潜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量的基础设施、重返联合国，甚至连“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拿来凑数。
前两场所谓“反侵略战争”的战场都不在中国境内，卷入朝鲜战争是为斯大林火中取栗，卷入越南战争是为输出革命；建设“三线”不仅是为了防范“苏修”，还有“美帝”，而战争却根本没发生，只是一场自我大折腾而已。如果1949年后不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是与苏美保持等距离外交的话，中国不大可能卷入对外战争，也不会在国际上长期限于孤立。至于捍卫“主权和神圣领土”，1949年以后，中国国土面积由1141.8万平方公里变为960万平方公里，此后与周边国家几经划界还剩多少？至今没公布过。
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及基础设施，一直被宣传为毛时代的经济成就，作为“前后30年互不否定”的重要证据。我很赞成最高领导人今年纪念毛诞时提出的观点：“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须将中国与同期发展的国家作比较，就不难总结出毛的贡献。
所谓旧中国，并非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能造舰船、造飞机枪炮，有工业化基础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不打内战，不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经济上不搞“大跃进”等各种瞎折腾，走上宪政治国之路，正常建成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该不成问题。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先后起飞，而同期中国正处于毛所发动的十年动乱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20年。
所谓三个“误会”：一是60年代苏联确有逼债，二是没处决“右派”，三是否认大饥荒饿死3000万。这三个澄清，除了引用他人及自己的见闻外，没有给出任何档案史料证据。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同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出于政治斗争考虑，中方后来未接受苏联的粮食，改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并提前一年还清了对苏欠款。大饥荒期间，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外援助，并于1969年自我宣布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毛泽东对外死要面子，黎民百姓忍饥挨饿而死，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反右”后有大批“右派”陆续被判刑或劳教，虽当时未被处死，但因饥饿、虐待而死的不在少数，著名的夹边沟惨案尽人皆知。北京大学所划716名“右派”中，有8人先后被判死刑，除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外，中文系学生林昭、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西语系学生顾文选、物理系学生吴思慧、历史系学生沈元、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化学系学生张锡锟7人，均在“文革”期间遭处决。
关于大饥荒年代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负增长，很多亲历者犹在，民间记忆并未消失。尽管在统计数字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死亡人数从未低于1000万。死亡1000万与死亡3000万以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主政者的历史罪责。身处信息时代还想屏蔽这段恐怖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治学要讲证据，论史不容诡辩。官方定制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谓作茧自缚，大帽子不妨奉还制造者自用。
作者简介：章立凡，中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八九民运”时，章立凡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参与调停学潮。事件结束后，章立凡受到压力，脱离体制成为独立学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