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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6月06日讯】2005年的一天，我的一名患者来找我，告诉我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他因严重的心脏衰竭，一年多来一直在我所在的部门住院，并在以色列心脏移植轮候名单中排到最先考虑的位置。他跟我说，要等到一名合适的心脏捐献者遥遥无期，他受够了。他的医疗保险公司让他两周内去中国，已为他安排好了心脏移植的具体日期。我问他这种手术怎么能预先安排，他说他没问那么多。这名患者真的去了中国，并在事先承诺的那个确切的日子做的手术。
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可以做心脏移植，因为此前还没有以色列患者去中国做这类手术。多年来，我常听肾移植同行说起以色列患者到中国做肾移植的事，但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自以为那些肾脏是中国的一些穷人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卖了自己的一个肾。事实上，你也可以到中国做心脏移植，而且还能够预先安排手术日期，这让我非常惊讶，也促使我开始做研究。
不久我便发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器官移植那些可怕的细节：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被宣判死刑的犯人或良心犯；他们的“同意捐献”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不合伦理道德；他们的死亡日期可能会依据付钱购买他们器官的那些患者的方便而定。
2005年当我刚开始研究时，中国仍然官方否认这种做法。因此，消息主要来自逃到美国的前武警天津总队医院医生王国齐2001年6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就在我要发表我的研究发现时，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于2005年12月首度公开承认，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交通事故死者外，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
2006年10月，我的研究结果首次发表在《以色列医学学会杂志》上，在报告中我还呼吁以色列停止参与这一行径，因为我发现，在全球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群中，或许只有以色列病患能够得到医疗保险公司的全额报销。在我看来，这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中国这种做法合法并合乎伦理。因此我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全面禁止，并对参与这一残暴过程的任何以色列人予以谴责。
2006年7月，当我已把文章送出发表时，麦塔斯和乔高发布了他们第一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报告。因此，我在另一家以色列医学期刊上发表了扩展版，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国移植器官一个主要来源这个不寒而栗的信息。
这些文章发表后，媒体做出了回应。以色列发行最广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在中国交易死刑犯器官的深度调查报道。我在最流行的地方新闻网站Ynet上就同一话题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还有一个追踪的电视报道，这些都提高了公众对此问题的意识。
随着大量的公开讨论，以色列国会健康委员会举办了一个特别会议，邀请了所有相关方的代表出席，包括等候器官移植的患者、移植医生、保险公司主管、卫生维护组织（HMO）、以色列的法轮功学员和以色列卫生部。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委员会一致表达了对中国这一做法的强烈厌恶，并呼吁停止将以色列患者送往中国做器官移植。
该委员会更进一步，还与卫生部一道确保在以色列新的《器官移植法》中增加了一个特别章节，禁止保险公司为前往非法获取或非法交易器官的国家做移植手术的病人报销。以色列国会于2008年3月通过了这项新法。以色列医疗保险公司很快就执行了禁令，使得从以色列到中国的器官旅游嘎然而止。
要影响任何国家改变其在器官移植方面不道德的做法，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相对封闭的大国，是项艰巨的任务。没有单一的做法能够改变。只有全球各方通力合作，针对把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来自全球或当地有钱人做器官移植这条残忍供应链的各个层面，才有希望将这条链解体。以色列通过法律手段，已经成功阻止了以色列器官移植轮候者前往中国寻求器官。如果其他国家也能采取类似措施，阻止自己的病患涌向中国接受器官，使这一主要资金来源枯竭，就有可能最终拆除这一受到全球广泛谴责的链条。
（本文是摘译以色列器官移植医生Jacob Lavee在《国家器官》（State Organs，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撰写的论文“中国使用被处决犯人的器官对以色列新的《器官移植法》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