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网络图片）
毛泽东借斯诺夫妇传播了无数的谎言，比如被张戎夫妇证伪的“飞夺泸定桥”和“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毛泽东此地无银三百两，居然表示，第三国际不是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外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统治。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以被通缉之身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诺的相关宣传比如《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体发表。斯诺竭尽美化毛泽东，宣传共产党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产党员比如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邵力子的协助下，恶棍与匪区被漂白，斯诺们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泽东和苏区，其中包括于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发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也在伦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产党员胡愈之等翻译后在上海发行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迷惑世人，改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的宣传在“西安事变”后，通过尾崎秀实在日本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以《五千英里的大进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记录》和《毛泽东自传》为题发表。
对此，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认知的故事》中写道，“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诺却称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不仅如此，“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
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先被地下党员译成中文加以传播，后于一九三九年在国外发行。为了混淆视听，海伦还用了匿名：尼姆•威尔斯。斯诺夫妇的红色宣传迷惑深远。外国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充满好感，但缺乏了解，让洋鼓手能借机偷梁换柱获取他们对中共的认可。
这些借洋奴之手炮制的红色宣传品误导了中外无数的热血青年，让他们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语）的共军占领区误作自由圣地而投奔。斯诺们为中共迷惑世人，颠倒黑白，诋毁领导国军保卫中华民国的蒋中正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诺再次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并在报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宽宏大量，同蒋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其时蒋中正在领导国军英勇抗日，毛泽东则躲在后方为非作歹，扩张势力！斯诺为了吹捧毛泽东，而诋毁蒋中正，但司徒雷登却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自己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表达他对蒋中正的评价：
“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它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直在成立各种组织，包括上面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渗透民国，欺骗民众。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后，斯诺在其报道中，继续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终于被国民政府取缔外国记者特权，被迫回到美国，与海伦一起继续宣传中共。女共党成员龚普生也于同年被周恩来派往美国，秘密搞红色渗透。罗斯福、赛珍珠等都是她的渗透对象。她后来的丈夫章汉夫则于一九二七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加入美国共产党。“文革”时，龚普生夫妇等红色卧底都遭到共产党的迫害。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于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进秦城监狱，近四年后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堪。
当斯诺等赤色分子在美国继续滥用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共产党，抹黑国民党之时，因相信他们而投奔苏区的无数爱国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论自由。《思痛录》的作者，“一二•九”的参与者韦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岁的韦君宜被骗入共党，于一九三九年放弃赴美留学而排除万难投奔斯诺们赞颂的匪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动了消灭个人意志，树立独裁专制的“延安整风”。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虽然他是因从事违法活动被国民政府抓捕过的共产党人！韦君宜迫不得已劝说杨述，违背事实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编造谎言来向党组织坦白交代。韦君宜们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被骗上了共产党的贼船，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共产党的窃国事业。韦君宜们被迫牺牲“自己的良心”，变成毛泽东的应声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了他们的思想枷锁，他们再也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连《思痛录》也是韦君宜偷偷写下来，遭审查删节后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二战后担任过国共矛盾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的《大华晚报》即开始翻译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可是，这本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被禁止在大陆出版。国民政府和共产极权谁是谁非，谁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译周惠民为了让读者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只好把自己的译作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联网上发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说，“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它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它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胡适在序言中表示，马歇尔作为调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胡适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错误，也为美国政府指出了挽回错误的作法：不承认中共暴政！他继续写到：“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L.Stimson），胡佛（Herbert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