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死亡人数，中国至今没有官方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些幸存者所写的所谓“伤痕文学”。另外，中共还在1981年公布过一份政治文件。但是，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一直不充分，西方学者们一直想填补这个空白。一位西方著名学者详细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其中的红卫兵运动，他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他调查过中国除西藏外99％区县的资料。沃尔德估计，从1966年到1971年，约有110万人被杀害、执行死刑、在派性斗争中惨死或者被逼自杀。
这些死亡事件遍及中国，不过有三个时期尤为凶残，这就是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恐怖行动、1967年的武斗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时期。可以肯定的是，死于各种运动和武斗的人数，要远远多于死于红卫兵恐怖行动的人数。沃尔德估计，红卫兵杀死的人仅占因文革死亡的总人数的6％—7％。可是，现在只有原来的红卫兵们出来道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高干子弟，如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以及最近公开道歉的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宋彬彬给毛佩戴了红卫兵袖章，从此成为全国著名人物。
宋彬彬和她的高中副校长卞仲耘的被害联系在一起。卞是一名老党员，当时，经过多日折磨，她最终在1966年8月5日被殴打致死。陈小鲁和宋彬彬都只承认有过失而非犯罪，即他们没有参与殴打，但作为红卫兵领导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去制止殴打。按理说，外人是应该接受这类道歉的。问题是，这类道歉为何是现在而且几乎是同时作出？
这里面有许多种可能的解释，可能是一个人出来道歉，激发了另一个人也出来道歉；可能是以前的红卫兵们在进入60岁以后，希望在死前洗白自己的良心。还有一种推测性的解释，近期，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中共高调反腐，都加剧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里精英们的怨恨。现在似乎是将精英阶层与他们的过去切割开来的好时机。像陈小鲁和宋彬彬这样文革期间的头目，现在忏悔他们过去的行为，有助于改善高干子弟的形象，无疑会得到认同甚至鼓励。
但是沃尔德教授的调查表明，文革时期75％的死亡都是按照官方意志执行的，包括来自党委、革委会或者军事单位的命令。每一个这类组织都有一位领导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或者军事首长。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站出来？或许有人辩称，他们当时具有官方身份，因而他们的处罚行为全都是合法的。然而，更符合当时事实真相的是，红卫兵们也被赋予了官方处罚权：毛告诉他们“造反有理”，江青鼓励他们采取暴力，公安部部长则保证不会用公安力量妨碍红卫兵们打击阶级敌人。
因此，这极少数红卫兵领袖们的忏悔，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中国的这种情况，同南非在消除种族隔离后成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卢旺达在大屠杀后成立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在南非和卢旺达，那些承认犯有罪行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同伙和邻居面前公开忏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对罪恶的恐惧，使得犯罪者与受害者此后能够和平生活在一起。事实上，陈小鲁、宋彬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挺身而出的红卫兵，自己组成了一个微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稍微揭开了一点那段被遗忘的动乱岁月的面纱。
对于文革的无知，在当今中国年轻人中似乎是普遍现象。前来聆听我在哈佛大学教授的文革课程的中国大学生，也许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许多人感谢我告诉了他们从没有从父母和祖父母那听过的一段历史。中国的年轻人往往要从外国学者那里，才能够知道近代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一个像中国这样自豪而又自信的民族，应该主动在教室和博物馆里讲出自己的历史真相，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们都还健在的时候，这将有可能达成社会和解。
（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