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9日讯】“雨伞运动”已发生了超过一个月了，占领区的学生及市民齐声否决广场公投，一起反对“见好就收”，反之，人们不断强调“勿忘初衷”，重申占领的必要，而学联计划上京表达诉求，政府则仍一贯地按兵不动，如此的胶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占不到上风。不过，有一股力量，其实，或明或暗，或静或动，在金钟秋风飒飒的晚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股力量，来自公民。
近日，重读《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道25号》，心有戚戚然。此书成于2006年。当时龙应台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间，每星期为报章专栏留下对香港的观察。今天，从书架取过重看，对比刻下香港的局势，更觉龙教授对文化及环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厉害。其中〈谁的添马舰 —— 我看香港文化主体性〉一文，更仿佛预视公民之力会在将来夺回金钟添马舰附近的权力，扭转强势政府，树立公民社会力量。看看今天，那里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社区，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会聚集在政府总部附近，或三五知己蓆地讨论，发表意见；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头阅读；或索性躲在帐幕中沉思。周遭随意摆放的创意艺术装置，墙上贴满讽刺幽默的标语。
政府本想透过眼前这几座政府建筑物，刻意营造公民社会的公共性，还为此地冠以“门常开”的美名，却自己在“公民广场”前筑起两米高墙，928当天投掷了87枚催泪弹，还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绝于市民面前，还说什么“广纳进言”呢！想不到一场“雨伞运动”，竟催生了金钟这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政府总部三大楼旁的“添马公园”(Tamer Park)，占地17,000米。明显地，兴建的目的，是为了记念此处在殖民地时代，曾是“添马舰”英国海军基地及船坞所在地。90年代，这里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过兴建新的政府大楼，取代中环政府山的殖民地风格建筑。不过，很多人不知那里的底蕴，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厦，现在成了驻港解放军的基地。偶尔，早上可以在特首办附近，隐约听到士兵操练时的吆喝声。其实，那里一直是权力的象征，仿似是权掌者宣示权力的指挥棒。
如果中环是香港的经济命脉的话，那么，那里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脑。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强势领导，兴建一座座结合科技与美感的建筑物，伫立在维港旁，注视香港九龙两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么理所当然的事啊！不过，诚如龙应台所说：“添马舰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灯光一亮起，香港的妩媚姿态光彩动人。请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摆到舞台上去吗？”
政府总部的新立法会大楼，比以前大是大了许多，但在里面开会的议员和官员却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轻一代露宿街头，用坚决意志告诉他们香港人的诉求。宏伟壮观的建筑，只沦为一群议政水平极低的所谓“议员”的名利场。这班手握权力的高官议员们，在不公平的体制下，继续在议政时指鹿为马，与政府合谋通过不公义的政策，离“公仆”之名越走越远。“一个城市政府大楼如果富丽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这个城市是个政权独大的体制。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力量强大，政府大楼通常建得谦抑朴素，紧守‘公仆’服务的本分而不敢做权力的张扬。”
英国的国会会议，是一众党员挤在一起讨论议案，却从来没有人说地方不够寛敞，国家形象低落，甚至连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众民居的唐宁街十号。我们会说英国不是大国，没有大国风范吗？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绝对不是那几幢直插云霄的雄伟大厦，而是那浓厚的人文氛围，是那开放自由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是那强调公众利益，轻视私利的公民社会力量。刻下，金钟马路上围得满满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动人的光采。
社会运动绝对与“空间”(space)的生产有关。今天，见诸金钟、旺角的占领行动所牵连的政治经济影响，可见一斑。假如，政府总部不曾座落于这片权力之土地上，当年的设计蓝图没有标榜“门常开”、“地常绿”，甚或充满反讽的“公众的添马”，政府高官未有高声疾呼地方不够用，没有行使其绝对的权力。相反，谦卑而朴素的小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仍然低调地靠在上亚厘毕道一带的小山丘上。
那么，9月28日之后在各大小传媒中看见的浩翰场面，又怎会变成“雨伞”摆动下的难忘一幕？这次运动，成功之处，是壮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广场”两米高墙上系上无数的黄丝带、“添马公园”某处标示的“暗角”二字、夏悫道搭起帐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连侬墙”上贴满数之不尽色彩缤纷的心意纸。还有一二百个贴上“我要真普选”标语和占领区门牌的七彩帐篷。这些原先应是政府拍板兴建政府总部时，开放予市民大众，创造公共空间的一个承诺，这些画面，理应本来出现在星期日的“添马公园”内的，现在竟出现在围绕政府总部的马路上。
讽刺的是，这种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从来都是下而上由群众在偶然的情况底下产生的，例如以往小贩或地摊摆卖，与市民生活上的互动，令小社区会渐次形成。这显然任凭政府如何强势，都没可能一蹴而就。结果，这个政府索性拿着权力由自己来规划空间，可惜，越是压抑这股力量，占领区的市民越是透过一种“弱者的技俩”(tactics)，再次呈现这种格局，并带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总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显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占领行动遍地开花的同时，香港亦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日后，政府再不能摆出强硬姿态，官老爷再不能摆官威，因为社会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发声，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听民意，强行推出政策，将会落得灰头土脸，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渐次扩大，不会再容许政府任意妄为的了。除非，这个政府比殖民地时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与民为敌，否则，经此一役，政府仍需要与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议和制订上，与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这会牺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龙教授最后道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楼，而是人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页84)不知谦抑的特首，不知收敛的政府，是注定要与民为敌的。
也许，正如电影《V煞》(V for Vendetta)结束时，女主角的一句话，正好说中了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楼，而是希望。”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楼里面，而在其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