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一件红色织物，上边有系，正面墨书“張掖都尉棨信”六字。经考证，这件“棨信”就是古书上记载的“信幡”。颜师古注《汉志》时提到，“虫书，谓象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由于这件棨信上的字体笔画盘旋屈曲，如虫体般蜿蜒，有别于常见的篆体字，故李学勤先生怀疑它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虫书”。
張掖都尉棨信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记载：“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隸书。”因古代的“虫”字意义宽泛，不仅包括今义的虫，还可以包括所有的动物。所以，其中的“虫书”，也是鸟虫书、鸟虫篆的另一种称法。
鸟虫书，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春秋战国之际，汉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鸟虫书作为其中的一支，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颇难辨识。
鸟书的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
越王勾践剑铭（网络图片）
这种字体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作蜿蜒盘曲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其余多属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还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可以说，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
王子于戈（网络图片）
这种美术字体的构型颇具特色，除了单纯地在文字旁附加鸟形装饰外，也有将鸟形装饰融于文字的笔画中，或者做简化的的鸟形、虫形等，变化多样。 在结构上，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据马国权先生和容庚先生的研究，鸟虫书的书写，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如：加单鸟于文字的上、下、左、右，及加双鸟于文字的上、下、上下、左右等位置的构字规律，通过不同的组合，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风貌。
然而，这种文字并非是另一种文字系统，而是经过装饰美化的的文字，这种美化是当时对字形的审美意识而兴起的一种潮流反映，并不是文字本身的需要。
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南方文化特色的。然而，鸟虫书体却不仅仅只流行于南方诸国。1974年，在洛阳的一座战国墓中，曾出土一柄有象牙鞘和珍珠剑首垂饰的青铜剑，工艺精美，剑身用红铜以“错金”的方式错出的“繁陽之金”四字。这四个字，既保留了晋文字体“丰中锐末”的特点，又吸收了楚国鸟虫书流动飘逸的风采。
对于鸟虫书，有人认为它是文学书写向艺术方向发展的标志，也有人认为它牺牲了文字的书写性，沿着这条装饰化、美术化的道路发展下去，最终将导入一个非书法的误区。这些分歧并不影响鸟虫书的灵动华美的艺术价值。鸟虫书的变化丰富多彩，充分显示了古人无拘无束、活泼自由的造型想象能力；同时，在这些用心良苦的架构中，又强烈地传达着古人对汉字的装饰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