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24日讯】雨伞革命/运动超过五十日，法庭二度颁布禁制令及警方声言会对违反禁令者“果断”执法后，大家都在预期警方日内到不同占领区清场。十一月十八日早上，金钟中信大厦外添美道和龙汇道部分马路已率先顺利清场，大致没有对金钟占领区造成影响。
不过，当晚十时许，据报一群网民受网上号召，指十一月十九日立法会会审议通过《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即所谓“网络23条”，要冲击占据立法会，但因人太少而未能成事。然后有一群人士，先往金钟大台，要求拆大台及解散纠察队，被在场纠察及部分留守者阻止。在场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与企图拆台者争辩。
而据称这群人士拆大台不果，走往立法会用铁马撞击玻璃大门，当时在附近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往用身阻挡撞击者，最终被人推撞及拖开。有网媒记者称张超雄曾问在场人士为何如此做，在场人士回答说要阻止十九日立法会审议“网络23条”，张随即纠正并非十九日审议“网络23条”，要求不要撞击大门，但有人向张说，“唔撞都撞咗”。
之后玻璃门被撞破，有人高叫冲进去，没有人响应，撞击者亦速速离去。在附近驻守的警察在带头撞击者离去后数分钟才到现场，比张超雄慢得多，因此有人怀疑警方有意让带头撞击者得逞及离去，甚至有人质疑为何警方与带头撞击者如此有默契。
然后演变成整晚在场人士与警方对峙，警方曾用胡椒喷雾及警棍对付在场人士，有一名女子被警员粗暴地推跌地上。部分在场人士亦有把雨伞抛向警方防线。到接近清晨警方逐步撤走防线。
第二天，泛民议员开记招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破坏占领运动的非暴力原则。而学联和学民思潮亦发表声明，表示不理解为何有此行动，但觉得不需要谴责。
“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则表示，发起这次示威者的理由有误导成分，因为他们所指的立法会今天要通过网络23条二读，是假消息，且有人冲破玻璃后就四散，不理其他行动者，这不是学联想要的行动。他希望示威者都要做一个恪守和平非暴力、负责任，且和其他行动者共同进退的雨伞运动者。他呼吁大家不要盲动，更不要做出置其他行动者于危险的行动。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亦说，不理解这次行动，感到困惑，亦不乐见这种冲突。他说，公民抗命就是要承担责任和确保参加者安全，而昨天示威者冲完就走，只会令后排市民的人身安全更危险。他又说，见到示威者和赶去调停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推撞，他说不希望同路人有肢体冲突。不过，他认为，示威者亦是主张真普选、公民提名和反对人大8‧31决定，不需要用到谴责字眼。
黄之锋又说，警方昨天的动员比起处理6‧13和9‧26冲突都明显少，且警方在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亦没有立即阻止，他认为事件颇不寻常，不明为何有这种部署。”
而曾在大台与起事者争论的梁国雄则认为，“事件是因有人以阻止立法会审议“网络23条”的虚假目的发起，做法不能接受。他又质疑，有示威者声称行动是要仿倣台湾太阳花革命占据立法机构，但当时玻璃门被打烂，有人冲入去又很快离开，‘呢个行为绝对对于依家举行紧嘅和平抗命运动，系一个相反嘅效果’。”(《苹果即时新闻》)
一同见记者的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和陈志全均指斥是次行动，前者“批评冲击行动的策划人，应站出来面对公众解释行动理据，否则等同不愿承担责任，是懦夫行为。他相信部份冲击青年真心相信自己正在做正义的事，只是被利用，当时亦只有一人冲入立法会，显示真正的占领行动仍未失控。”后者则“呼吁留守者要慎防有人别有用心、立心不良发放虚假消息激怒群众，藉以采取不适合的行动。”(《苹果即时新闻》)
网上流传的照片，其中一个打碎玻璃门者应为热血公民成员法国佬，而十八日晚该组织首领黄洋达亦被目睹在事发现场附近，不过黄向传媒否认策划冲击立法会。
大体上，除了“热血公民”和“本土派”人士，不少网上评论都觉得这次撞破立法会玻璃门的行动并不可取。评论者并非如占中三子和泛民议员般“洁癖”，对任何冲击行为都不能接受，但觉得在此刻“盲冲乱撞”，又没有人出来解释冲击行动的目及希望达至什么效果(反“网络23条”并非恰当理由)，及承担责任（学生领袖九月廿六日冲进政总公民广场是承担了留守下来被捕的后果），客观上就令虎视眈眈的政府及亲建制传媒有机可乘，进一步抹黑运动。
灰记以为，在香港这个有“道德和守法洁癖”的城市（特别要求别人时），利用违法/冲击行为争取诉求是需要相当小心。虽然雨伞革命/运动是“冲”回来的-九月廿六日学联及学民思潮代表率先冲入政总公民广场，然后大批学生、市民被捕，跟着九月廿八日，成千上万市民冲出马路，声援被困添美道的学生和市民，然后警方乱放催泪弹，甚至有防暴警察拿出长枪指吓示威者，引起民愤，旺角弥敦道和铜锣湾轩尼诗道一带亦被群众冲出占领，然后就是所谓遍地开花的
雨伞革命／运动。
但无可否认，去年法律学者戴耀廷倡议“和平占中”，以违法/公民抗命方式争取普选，已经惹来“冲击法治”的批评。“占中”三子亦因此不厌其烦的强调以非暴力，以“爱与和平”，希望能“感召”更多市民支持民主，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参与官方认为的非法集会，令当权者感受道德的压力。
虽然“占中”并未如三子预期那样发生，规模亦比任何人想像中大，自发性很高，占领者/示威者当中很多人可能亦觉得三子迂腐，订下很多难以遵守的规矩。但即使是毋惧违法，数以万计市民曾经参加非法集会，百计市民仍留守占领区，和平非暴力原则却是普遍被每位参与占领运动的人所遵守，大家亦明白要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不能“行差踏错”，予当权者口实，“吓怕”支持者，疏离中间市民。
事实上，过去超过五十日的占领，没有发生重大暴力和破坏，商店如常营业，占领区行人如常。几次混乱和流血事件，主要是因为反占领暴徒、黑社会暴力，以及警方滥用武力所致。
即使如此，占领日久，港人那种根深柢固的“道德和守法洁癖”便浮现，加上政府和主流传媒影响舆论的操作，压力便转移到占领者，特别是组织代表身上，时间愈长，压力愈大。
而在政府耍花招，实际上不回应的拖延手法下，民意逆转亦毫不出奇。在冲烂立法会玻璃门事件发生前，中大的最新民意调查，反占领超过支持占领的市民，支持撤离占领区的市民亦大幅抛离支持不撤离的市民。
换言之，占领运动的确处于守势，或曰低潮，现阶段亦未必有突破的良方，暂时＂死守＂也未尝不是无办法中之办法。但有人沉不住气或其他原因，以为冲击就是突破的万应灵丹，但此刻却是，打破玻璃门与警员对峙事件，对推展占领运动无帮之余，相信会进一步影响民意。
以禁制令方式清场，预期在一、两星期内在各占领区发生，逆转的民意和冲击立法会事件会否给予警方“无任方便”，放手打压示威人士而不会令民意反弹？警方会利用一些搞事者制造借口对留守者施行不当的暴力？
以处理民事纠纷的禁制令处理占领事件，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极大质疑。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于十一月十二日举行“雨伞运动与法治”论坛，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在总结发言时指，高等法院在原诉人未能保证能有效执行禁制令，以及只听取一方的陈述(留守者没有机会答辩下)便颁布禁制令，是一个“奇怪的命令”。
他表示，禁制令申请者潮联小巴公司在十月二十日向法庭申请紧急禁制令，法庭即时作出处理，甚至未有传召受影响的占领者出庭答辩；但申请者在禁制令发出后，又从未进行清拆障碍物行动，而法庭竟在首份禁制令未获执行时，再颁布第二次禁制令，他形容程序奇怪。
列显伦又指旺角占领区禁制令是试图以私人诉讼解决公共秩序的问题，做法耐人寻味。他认为如果法庭颁布禁令，而又无法执行，本身已是损害法治，基于其执法难度，法庭不应作此决定。
港大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在同一场合指，政府拟动用庞大警力（传闻7，000警力）帮私人公司执行禁制令，变相以公帑执行民事诉讼的判决，程序上完全错误。(谜米新闻)
其实占领者一早明白自己公民抗命属违法行为，警方可以利用公安条例驱逐/逮捕他们。事实在上，占领道路是一种非常手段，希望迫令政府回应民意，但也清楚要付法律责任。而政府的选择是回应民意还是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镇压就有可能引起更多不满。过去五十多日，警方曾施放催泪弹和殴打示威者，令更多市民不满政府。于是他们学乖了，利用一些黑社会分子、暴民殴打占领者或制造混乱，借口执法而施暴，借此抹黑占领人士。
然后再找识做的私人团体申请禁制令？第一，就是转移视线，把占领者的政治诉求掏空，令人以为只是一群人堵路造成另一群人的不便。第二，把法庭拖落水，利用大部分人仍相信法庭可秉行公义，以及迷信有法必依，恶法也要忍守的守法而非法治意识（理论上法治讲求彰显公义、保障人权及限制公权之滥用），由法官颁布禁制令，进一步把占领者“塑造”成不守法的刁民/暴民，而警察只是被邀请执法，并非不听民意的政府的镇压工具。
而高等法院和上诉庭法官此次颁下禁制令，并下令警员可拘捕违反禁令者，客观上为政府的政治议程服务。这是否“三权合作”的开始，往后会否“三权合作”变成常规？令人关注。
而港人的“道德和守法洁癖”，会否纵容法庭为政府/政治服务而不自知，纵容政府带头破坏法治而不自知？
这阵子，各占领区内部开始讨论如何面对可能的清场。“勇武”的旺角区出乎意料，大部分灰记接触的人都说不会与警员硬碰，特别人少的话，硬碰更不智。留下被捕亦不会是一个选择，除非人数众多，警方亦不能轻易进行拘捕。提出多时的“无限复活”，即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而社民连和学联达成共识，无论在哪个占领区，会尽量呼吁占领者留在街道，实行公民抗命。
也许一些占领组织者内心也觉得尽快清场并非坏事，至少为接近两个月的占领作个小结。也有占领者乐观地认为警方如何也清不了场，因为坚持留守的市民已下定决心，占领区不会就此消失。
继续占领是否必要？是否对运动有帮助？现在关键是很多留守者不甘心北京和特区政府没有半点让步便退场，生怕一旦退场很多人便会泄气，运动无以为继而消沉。的确，北京立场僵硬，特区政府对北京唯唯是诺，短期内要有所突破不大可能，倘若占领区能“无限复活”，甚至能扺抗清场，即表示有相当数目的市民仍觉得占领有其作用，即使对政府压力不大，能有形的凝聚市民，深化民主讨论，亦不失为一种可行策略。
事实上，占领区已逐渐形成一种社区状态，不断有支持“占中”，甚或好奇市民前往实地观察。他们很多都享受在没有汽车废气的街道漫步，灰记就曾看到一个小童拖着父母走在弥敦道上，然后大声说难得马路冇车行俾人行；一个在附近当流动小贩的八十多岁婆婆每晚都和朋友一起落旺角，说要撑学生；每晚亦例必有市民排队领取黄雨伞小饰物、有人在自修室看书温习、小组、论坛式交流充满弥敦道占领区每一个角落…。而一个没有公权力及管理公司的“社区”能维持一段时间，当中如何自发互助、协调、维持运作等，亦殊不简单，这种有别于以往的社会/民主运动的运作方式，当中有很多宝贵经验可以汲取。
夸张地说，占领区就有点像当年的延安，延安是中国青年学生，以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向往的“革命基地/圣地”(当然中共背叛了它的革命承诺)，占领区是香港青年学生，以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基地”，逐渐“发展”成一些有别于平日由政府及财团主导的“正常秩序”的社区。
一些可能微不足道的经济活动，诉说现存的“正常”经济活动的不正常，例如凉茶、果汁小店老板每晚在占领区售卖樽装凉茶、果汁。毫无例外，凉茶小店的老板，一对年长夫妇向顾客诉说地产主导的经济，把小店压得透不过气，他们不断迁往租金较平的地区经营，但现在已没有租金相宜的地区，只能等待支撑不住结业的命运。
占领期间，旺角弥敦道旁少了佷多食环署职员，令不少流动小贩可以安心做生意。而一些食肆亦因往占领区的人光顾而生意增加。当然也会有店舖因占领而生意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弥敦道旁的连锁金舖，因为大陆旅行团少了来旺角，但相信这些连锁金舖在其他地区的生意可弥补占领区的损失，如果买金仍是大陆旅客的主要活动。
换言之，占领区至少惠及部分庶民经济，并非如外间所言，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即使占领区被清掉，那里曾经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启发部分香港人。事实上，不少人都质疑清场等于回复正常的说法，认为现存政经秩序并不正常。例如为何电车或巴士司机要加班才可有足够生活的工资？
事缘工联会属下的工会，组织司机诉说占领后，令他们失去加班机会，藉以“抹黑”占领运动影响他们的生计。但不少人批评工联会不去捍卫工人权益，争取合理工资，反而把工人要加班才能赚到生活所需合理化，是本末倒置。
事实上，正正因为政制不公，向商界倾斜，令工人权益未能伸张。工联会不去鞭挞不公的政经秩序，反而当群众起来争取真普选，争取迈向较公义的政经制度，无耻地以个别工人的短暂损失作偏颇的宣传，拖占领运动的后腿。无他，紧跟中共的外围组织，随着中共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兼中国演变成权贵/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基层的福祉便只能让路，合理化一切中港的现存政经秩序。
也许占领区寿命的长短，某程反映有多少港人向现存政经制度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