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新年的时候放烟花。
我在中国过九次年，这里的“年”指的是中国农历新年。日本人过元旦，我是到中国之后才知道新年的存在，以及有机会体验邻居是怎么过年的。
毕竟有九次。确实不记得有些年是怎么过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新年属于三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辽宁本溪。那时刚到中国留学不久，我跟一名北大女同学谈恋爱。新年期间与她一起回家，在她家过年。异国他乡的新年，有些陌生，有些寂寞，难免。但家人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充满温暖。
包饺子、吃饭、收拾东西等时候，我不怎么帮忙，被她说过“你不怎么帮忙，家人觉得奇怪”。现在，我可以坦率说，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帮忙，甚至作为“半个外人”，轻易帮忙是否不恰当，也是我内心的忧虑。从日本人的思维来说，我也不得不想，“我不知道中国人的用餐文化，会不会反而给她的家人添麻烦？”而且，刚开始接触中文，我的语言能力不高，他们在说什么，我只能听懂65%左右，何况是东北方言。
第二个地方是北京。在我的记忆中，至少两到三个新年是在北京一个人度过的。我从不讨厌一个人。尤其是大家很欢乐的时候，反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过，面对时光，反思人生。有一年，记得，一个后来从事媒体的北大师姐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邀请我到她家做客。她的父亲和母亲对我很友好，家庭氛围很朴实。一边聊天儿，一边吃年饭，外面放鞭炮。北京的冬天很冷，尤其对我这个在暖和的伊豆生长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不过，虽然北京的寒冷带来一种凄凉的感受，我也不讨厌，甚至觉得，可以更凄凉一些。
还有一年是在央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旧址）度过的。过年之际，央视要直播各国唐人街是怎么过年的。我负责日本，与主持人欧阳夏丹一起坐在直播间，连线日本，一起介绍日本的华人如何过年，又是怎样与当地不处于过年状态的日本人互动，相处的。节目做完后，告别夏丹，坐上出租车，我跟司机说“师傅，咱们走长安街吧”。
听说，当时一起工作的一些人身上出了点问题。在台里工作的年轻姑娘在微信里对我说“近两年总是有种幻灭感”。我问“怎么讲？”，她说“电视台整顿，好多人和事就……感觉不像原来了”。我祝福他们，那些事、这些年，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个地方是广东东莞。记得很清楚，2010年，那时我已经知道，再过几个月我父亲就要去世，他得了胰腺癌，没得救。我没有回家。记得刚到北京的2003年春天，北京正在发生非典，日本大使馆发出通告，劝在华日本人回国。我跟老爸通电话，问“我要不要回家呢？”他很淡定地说，“这里没有你的家，你是男人，哪里奋斗，哪里就是你家。”老爸去世前，我没回家陪他，而是继续在中国奔跑、奋斗，这是对他生命和信念的尊重。父子之间，以心传心。生命短暂，思想永恒。
在东莞，我每天在虎英公园跑步。与我一起过年的是一名中国男子，比我大一些。每一顿吃完饭，一起散步，聊天，鼓励。我们之间确认相互的身份：兄弟、伙伴、战友。在异国他乡能有如此自然而纯粹地交换心灵，我衷心感到幸运。
我深信，老爸也为我高兴。我找到了一年新年我写下的日记，与诸位分享（有删减）：
今年中国“春运”达到23.2亿人次，等于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数字很惊人。
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人对“回家”的观念。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回家是传统的、历史的、家庭的、民族的，也是现实的。许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中国人什么节日都过，很泡沫。传统节日不说，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以年轻人为主，毫不犹豫地去接受。相信，今天，中国人是最热爱“过节”的民族。这点与国内现实的矛盾、国民的盲目浮躁有关系。那些祝贺短信则最令人烦恼。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
不过，我能感受到。对中国人来说，不分年龄、民族、地区、性别，“过年回家”与其它任何节日截然不同，至高无上。超越喜欢或讨厌、接受或抛弃、重视或轻视。
回家的伟大。它超越政治体制、经济海啸、文化冲击、社会动荡…也许，它是唯一能够左右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也是唯一能够使得中国人超越时空的思想体系。
2009年1月24日写于北京
这个想法，至今未变。
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过年就是回家。回家则是一个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也是当代13亿中国人，毫无例外，都能认同的，唯一的核心价值观。
家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一起过年。
今年，我也过年，与亲人一起，回个家。
2015年2月12日凌晨写于华盛顿
（作者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