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15-04-26 00:17:45作者：
蒋纬国(网络图片）
亲眼看到蒋中正等亲人
10月31日是中华民国先总统蒋中正128岁诞辰纪念日，蒋中正之子蒋纬国生前曾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谈到他的濒死体验。他说，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蒋中正。蒋纬国说他不是梦见，而是清清楚楚看见父亲坐在旁边。“我一看到父亲坐到我旁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很高兴，又能来到你的身边来做事情了”。父亲蒋中正说：“孩子，你不要说傻话了！你要回去的。”过了一下他又说：“你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须回去的。”
蒋纬国（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2日）曾经因一场大病险些离世。他生前在1994年接受台湾《时报周刊》专访时，首次对个人身世、情感和家庭进行了剖析，还透露了一些蒋氏家族不予人知的内幕。下面就是这次访谈的实录：
医生教我不要握手 免得受到细菌感染
记者：可否请蒋将军谈谈你卧病时期的感想，和你遇到的种种“奇遇”？
蒋纬国：这次，我要感谢老天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医生叫我不要和人握手，刚刚握过了手，等会儿我就要去洗手，“洗手不干”了！哈哈！（蒋纬国一面爽朗地笑，一面还拉开嗓门呼唤朋友进来，他的面容虽然有些清瘦，但是神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明快开朗。）因为医生怕我和人握手之后，受到细菌感染，所以，不准我和外人握手。
这次有几个医生发现，不仅他们不懂，连文献上面也没有，这次给我治病的人，都是一些国宝级的人。他们说，这次要不是神的意旨和诱导，我们怎么会选择这个方法，等到我们选了这个方法，才知道选择是正确的，光是这样选择，就让人觉得这是神的意旨，证明另外一条路是错的，但是还好我们没有那样选，因为临床证明那条路不能走。医生告诉我：“你要是开刀再晚了十分钟，就无法可救了，若是心脏被破坏了，我们医生就无法可救了。”
还有一个，医生说：“你肾脏也被破坏了。”在几次洗肾之后，医生为我验血，发现好几个项目，都在上限和下限之间，每个项目都是合乎标准。他们说：“我们做医生以来，作洗肾的只有越做越勤，可是，我们为你洗了几次肾之后，却证明你的肾已经恢复到可以不洗肾了，本来洗肾的目的是在肾脏没有出血的功能时，改由人工来洗血，结果，检验证明你不用洗肾了，连我们医生都觉得奇怪啊！像这种发展要不是神给你的，我们作医生的怎么有办法？”
这是我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关头。
记者：你病发时的情形可否请你回忆一下？
蒋纬国：我是去年（1993年）12月25日的下半夜，想起来上厕所，没想到从床上一起来，就觉得脚趾发麻，走到房间中间就倒下来了。我的决心就是放弃小便，从地上爬回床边来打电话。
那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我家里的帮手，就是佣人叫醒。他就一个电话把我内人叫醒，再一个电话把我儿子叫醒，第三个电话他就打给周医师。我那天只跟我的佣人说了两句话，说：“我不行了！”但是，他能够先想到打电话给周医师，第三个电话就打给周医师。
周医师就告诉他：“你的家里有一种降血压的药，叫‘托瓦达特’，你先给蒋将军吃一颗，叫他咬碎了以后，摆在舌下。”人赶快送过来。那是26号的清晨。我的这位帮手，人非常机灵，而且英文也很好。这位年轻人，他才二十多岁，他干嘛要到我这里来，到人家家里去伺候别人？他是隔天来一次，另外的一天他还有工作，否则我也养不起他。
这天千巧不巧，我的司机那天休假，但是刚好我另外请了一个人，他叫陈志强，他有辆私人小轿车。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人，他就用他自己的车子，我内人坐在前面，我儿子跟我家的一个厨子，把我抬上车子，把我送到医院。
那么又是千巧不巧的，26日礼拜天是补假一天啊，三个荣总医院，台北、台中和高雄的荣总头牌的医生约好了在桃园打高尔夫球。台北的几个国宝级的医生都不在，他们也约了周医师，就是周嘉裕。可是，周医师那天要赶一篇论文，准备出国去发表，所以他没有去台中。他知道谁是住在旅馆的，谁是住在哪里的，谁是身上带着呼叫器的，一个一个把他们叫回来，连夜赶回来。第二天上午他们都赶到了。
会诊之后就昏迷了 如不开刀必死无疑
当我送到荣总，先做各种应做的检查。当时医生就判断有几种可能，其中有一种最严重的，是心脏出来的大动脉的剥离。当时，该做的检查工作都做了，等到那几个大医生一赶到，就讨论开刀的问题。
包括开刀的医生和开刀房问题，周医师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会诊；若是决定开刀，就立刻开刀。
我被儿子抬上车子，脚趾头的麻木开始往上走，等我被送到医院，麻木已经到了膝盖。当我推进急诊室，我都还很清楚，我在床上等著，旁边有房间有走道，这个走道旁边躺的都是人。那位周医师早就准备好了，到了之后就被推到检查的房间，就这样很快地争取时间。等一些大医师会诊之后，就决定要不要开刀。那时我就昏迷了，给我做各种扫瞄、检查啦，我都不知道。
那时医生告诉我家人，不开刀的话，是必死无疑；开刀的话，大概只有一半的希望。我儿子听到就说：“那还是立刻开刀，如果不是这样分秒必争，那必死无疑。你们只有二分之一的把握，我但愿是押这边的二分之一，如果决定要开刀，那就马上开。”
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换了，开刀的准备都做好了，医生一决定之后，马上就被推到手术室，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后来医生说，若是再晚个十分钟到一刻钟的话，那就没办法救了，当时就从这个地方（蒋纬国在胸前作一个手势）锯开，“修理内部”。
先找到剥离的源头，再一路看看剥离发展到了什么地方。这两头一止住之后，再来修理中间。这一打开之后，证明是大动脉的剥离，所谓动脉的剥离是指血管的内壁裂了一条缝，所以，本来血管里面应该流的量就不够了，也就是各部门都跟着缺氧了，剥离到哪里，那里的器官功能就被破坏了。
动脉剥离直到颈部 手术之后血压不稳
手术完成之后，血压还一直不稳，就像我们这样谈话，医生都不愿意，主要是我谈话之后，我血压就高起来。跟你们谈完，我还要量一量血压，要是血压高起来的话，有一粒药，降血压的药马上要吃。
当时，内科和外科都很紧急，后来我做了颈部检查。我相信你们在看武侠片的时候，人家一掌若砍在这个地方（蒋纬国将军指了指颈部），人就昏迷了，这里头就是两条大动脉，如果压扁了，一下子脑子就缺氧昏迷了。医师为我做了一次超音波扫瞄，结果发现我的颈部血管，没有跟着年龄而老化，还在30岁左右，医生认为就是这个救了我的命。
但是，这个又是神做的决定。固然这是因为我平日好运动，做各种颈部的运动，从小锻练身体，但是，谁教我这样子做呢？就算父亲教我这样子做，也不是成天在我旁边啊！
医生发现你有这样好的两条动脉，结果动脉的剥离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经常问我，你现在觉得思想怎么样？我说我清楚得很，就是你把我弄昏迷了，我还是清醒的，只是不痛了。我头上三天用了大量的止痛药、麻醉药和安眠药，但是还是看得见、听得见，头脑还是保持清醒，不然就是命救了，可是也变成植物人了。
我不是梦见 而是清清楚楚看见蒋公
记者：前些时，你曾经对媒体说，蒋公曾经在你病中来“看”过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确有其事？
蒋纬国：我不是梦见他，而是清清楚楚看见他坐在旁边。是开刀之后，头上的三天三夜。当然你们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幻觉，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无从证明；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清二楚的，确确实实的。因为我一看到父亲坐到我旁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很高兴，又能来到你的身边来做事情了。他说：“孩子，你不要说傻话了！你要回去的。”过了一下他又说：“你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须回去的。”
又过了一天还是两天，他又说：“你放心，你一定会回去的，我会陪你一直到你脱险为止，你放心好了，你会回去的。”
记者：蒋公来“看”你的时候，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蒋纬国：就是平常在家里穿的衣服。
那时，我小的时候从小都很疼我的都来看我了，连国父也赶来了，父亲看到国父（孙中山先生）来了，就要站起来，国父就按住他的肩说：“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就要走的。”又说：“纬国怎么样？”父亲说：“已经没问题了，先生请放心好了。”戴季陶先生、吴忠信先生、朱执信先生都来了。何老伯没有来，可能太忙了，不晓得在忙什么，哈哈哈！
记者：病中，令堂有来“看”你吗？
蒋纬国：她有来，但是没有走到我身边，老远地看着我，他们多半是悄悄和我父亲在讲话。戴伯伯来了，他来的时候很神气，后面跟了一个白衣大士，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观音大士。戴伯伯跟我讲，当胸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念观音大士的六字真言就可以了。这六字真言，就印度文来说，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从前戴伯伯告诉我的，因为他是研究梵文的。
我这次生病不只是开一次刀，胸腔一共开两次刀，第一次手术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发现心脏漏血，再打开一次，从腿上取得血管，作心脏导管，另外装了一个同步器。
后来手术完了后，中间隔了几天，其间有三次心脏停止跳动；幸亏那时有体外的同步器。现在我是装了一个体内的同步器，体外的同步器有各种的监视器，可以一直监视着心脏的状况。当我心脏停止跳跃的时候，又有一个奇迹。因为心脏停止就血流停止，一个人要是闷上两分钟，人就要被闷死掉了。其实我当时是四分钟。等到恢复了以后，医生认为命救了的话，会有三个后遗症：第一，我会失音，不能讲话；第二，我会半身不遂，下肢不能走路；第三，我必须一辈子洗肾。
可是，我都没有发生这样情形。医生说，这若不是神赐给你的福，实在是令人很难解释。
什么是濒死体验？
“濒死体验”一词，是1975年做濒死研究工作的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雷蒙‧穆迪（Raymond A.Moody）提出的。穆迪博士在对100例濒死体验的病例进行研究后，写成了《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书（Life After Life，又译：濒死体验访谈录）。此后对濒死体验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多，1978年，国际濒死体验研究联合会成立，成为濒死体验研究者交流和支持的平台。
美国1983年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该调查报告显示约有5%的成年人曾有濒死体验。虽然这些体验在人类历史一直有发生，但只有在最近30年，人们才敢于自由地讨论它，并谈及体验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许多文献中报导，有濒死经验的人，常常因此而完全转变了对生命的态度和人际关系。他们也许仍然害怕临终的痛苦，但却不再对死亡本身产生恐惧。他们变得比较宽容和有爱心，对精神价值或智慧之道也变得比较感兴趣，而且通常是对共通的精神价值，而非任何一种宗教的教条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