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读者和作者是否应该就此离弃《明报》？对此我无法给出结论。（美国之音）
【看中国2016年04月29日讯】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明报》的命运，是否会跟《南方周末》一样？──本来一班记者编辑因为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主编换了几轮都守住了底线；但终抵不住一次又一次忠良骨干被戕害，人才四散，新闻与理想，皆名存而实亡。内地没得选，在香港读者自可罢看罢买，一纸风行随时变成一张废纸。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风骨与剑气
《南方周末》发行量高达130万份的时候，正是互联网兴起的1990年代末，彼时在读大学的我，被其清爽可读的版面和栏目吸引，新经济、新文化、新生活，都呼应着当时网络初开吹向民间的清风。《南周》的报头题字由鲁迅书法字体组合而成，特立迥异于《人民日报》毛泽东的手迹，暗含风骨与剑气的报格，昭示一派新启蒙的气象格局。
吊诡的是，鲁迅跟毛泽东在历史长河的相遇，被记述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历史鈎沉文章。当事人回忆，毛被问及倘鲁迅尚在人世，命运将会如何，他毫不客气地直白回答：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坐在牢里。何等霸道，何等残暴。原来红色的革命“大旗”不过是被利用的文化“棋子”而已。《南周》能刊登此等文章，可见其文化格局之大，绝不止于揭露时弊，报导真相。
用小说家、亦曾是《南周》专栏作家王小波的话说，是要建设“精神的家园”。王小波的小说和随笔，以特立独行之姿态，批判中国历尽政治浩劫后可悲的精神贫乏和无趣。可惜他在盛年早逝，这亦是当年短暂的网络开放及思想自由、民间办报一枝独秀的命数。中国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网络小阳春，以今日情势观之，简直是80年代以降的黄金时代。
2001年，笔者以网络BBS活跃分子的身份只身进京，被延揽至一家谋求市场化转型、亟需新生力量的日报工作，误打误撞开始了自己的传媒生涯。该报大胆重用网络舆论领袖，一半以上采编人员皆来自网络世界，于是一度先锋人物汇聚，创出新颖报导及评论格局。
那年刚好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传出，一班同仁正在京城鬼街宵夜，站立狂欢人群中，评论部主事却慨叹：“好日子到头了！”甚为悲壮。果真，主办零八奥运和中国加入WTO，带来毫不费力的生意机会和大量订单，改革从此失去原动力与合法性。多年后大家见证了这一预见之精准。申奥成功后的一年，我坐着夜班火车南下广州，就职《南方周末》。
《南周》何以不姓党？
在《南周》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听训新闻理想或入职考试，而是拆看、拣选读者来信，刊登于“百姓茶坊”、“百姓记事”。两个整版，隔周刊登，由后来创办《南方人物周刊》、评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榜单的徐列创办、主持；徐列非常重视这两个版面。后来人物周刊让人肃然起敬的，由平民所写的亲人讣闻版，也是延续这份平民精神。这份工非同小可，一做三个月，于我却是特别踏实的采编训练。
《南周》虽以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成功的市场化周报著称，但在中国八九后肃杀的一片萧条中，办报为民呐喊，与民同悲苦，《南周》却是在精神上，延续80年代的人道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佼佼者。无论大小记者、编辑，都看重阅读与思想，历史与人文情怀，在《南周》人人珍而重之。
之后我转入评论部及社论小组，兼做思想访谈与人物访问。当年在评论版开设转摘网络舆论的“网眼”栏目，改版面名字为“众议”，都是受网络自由表达和《南周》平民精神的影响至深。
我所撰写的社评中印象尤深的一篇，题目叫《网络声音值得认真对待》，评论2003年初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被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接见的事件。官员与网民的这一次会面，被视为广纳批评意见、重视网络言论表达的象征，几乎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公共事件，是改革前沿阵地广东省能否深入改革、思想解放的标志事件。不过，后来于幼军并未受重用，某种程度也象征着改革派的失势。
而呙中校后来与我在明报集团下属杂志《亚洲周刊》做了同事，再后来，2014年5月，他因参与编辑香港政论杂志而在深圳被捕，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至今两年仍未有判决。同年9月，曾在1990年代任新闻部主任七年，后创办21世纪经济报系的《南周》功臣沈颢被捕，不久之后，他在电视认罪，声称自己以负面报导向企业收取“保护费”，最后以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刑4年。
物是人非两萧瑟，却都构成历史真实的纹理，时代残忍的见证。
我并非要回忆个人传媒生涯，也无意为过往时代做总结，只想说说自己亲历的《南周》之死，来观察和应对如今香港传媒所遭遇的沉沦。以上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否则，无从解释南方报业集团的党媒之下，为何可以出现不姓党的《南方周末》这样的异数，也难以进而比较两地迥异的媒体生态。简单说，因为关注民间疾苦的缘故，因为网络兴起带来的思想解放，才成就了《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
谋杀一份报纸的品格
从2002年开始，我在《南周》工作五年。前两年，是钱钢等一批老报人刚离开、亟待整装重发的时期，这一阶段遭遇沙士（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孙志刚事件，可谓依旧处于正常新闻阶段，虽然因揭黑报导得罪利益集团，《南周》采编部门曾被要求尽量不做外地负面报导，但不时亦会出现具爆炸性的深度调查报导，题材逐渐由社会问题转向民生和经济。这个阶段的过渡，犹如张健波交班给刘进图、姜国元，采编元气未伤，新闻理想仍在。
每年的年终特刊是重头戏，当中有时政、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长篇年度观察稿，也有向传媒同行出色报导致敬的榜单，而一年来累积的失落与无奈则在年终致辞的深情词句中尽情展露。北方报人将之视为“南周腔”，认为是卖弄感性文辞多于指出实质问题。
对这一倾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当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被指派担任《南周》总编之后，感性文字就越来越多只是煽情辞藻，越来越不痛不痒。
这位主编现在已经升任南方报业的社长。他就任《南周》主编的第一年，每一位记者编辑都亲自跟他交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编工作变成了劝服工作。大家慨叹之余一厢情愿地以为，他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人是厚道人，因而是可以被争取，被启蒙的。可既然是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谈何自己的决定权，还能有什么新闻原则的追求。
“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是《南周》创办人左方先生定下的新闻采编原则，无论面对多少次打压、撤换主编或内部人事动荡，这一立报理念始终被奉为圭臬，让《南周》在党媒天下的大染缸之中保有了相对的新闻尊严。在《南周》来了一位宣传部领导之后不久，他日日要挑战的就是这一条原则，因违反禁令或政治理由而删改词句已成平常，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增加他自己的解读和意图。这是绝不能接受的，挑战所有采编人员的基本底线。
于是正常的采编工作变成了句子保卫战，常常因为要保留一些段落或词句，或是拒绝主编的“个人创作”而与他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采编人员虽然疲惫不堪，但依然乐此不疲。有编辑保存删改的版面大样以做历史的纪录。
大家以为这是最坏的情形了，没想到在我离开《南周》后的几年里，这套审查方法被名正言顺地制度化、常规化、恒常化，增设“阅评员”专做内部的自我政治审查，直接听命于主编。2013年的“新年致辞事件”，即是采编人员集体抗议蛮横撤掉原有稿件、换上未经编辑部同意的稿子，正是最后的大决战。这一事件中有民间的声援、国际的关注，但最终都无济于事。
可以说，在2013年之后，《南方周末》几乎是被“棒杀”的。原本退无可退的新闻工作，在“报格已死”的情形下，终于决堤崩塌。《南周》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防线的崩溃
杀死《南周》报格的工作并不容易，工作难度可以说是超乎想像，花费的时间甚至可谓是旷日持久。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期间，重大整治行动包括：调走分管领导、撤换主编、压制骨干采编人员、增设阅评员等等。其中，江艺平曾是《南周》内部长期的核心支撑力，无论她的知人善任、新闻理念，还是春风化雨的亲和力与笔触，后来虽升职仍一度分管《南周》，在她主管时期，《南周》的发展始终像有了主心骨和护身符。可惜，她最终被调离，丝毫不得插手《南周》事宜，最后准点退休，不再留任续聘。
他们最终胜利了，用严格的内部自我审查制度，杀死了记者编辑的良知和新闻行业的尊严；新闻最后的底线“不说假话”也被突破了。之后，看到《南周》直接转载官方文章，读到许多高高在上的荒唐评论，已经一点不值得惊奇了。
《南周》之死的演进，伴随互联网管制的不断渗透，由被动防范变为主动出击，网络五毛党和水军出现了，每个网站内部也都必须设置专门的审查部门。这些如今已都不是什么秘密。对比我读大学第一次读到《南方周末》时的自由网络环境，真是天差地别，传媒与网络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在所谓“全网封杀”的时代，才能杀死一份报纸。
那么，作为一份市场化、依然追求公信力的报纸，与《南方周末》一样，在近年遭遇不断整治的《明报》，是否可能还残留一线生机？读者和作者是否应该就此离弃《明报》？对此我无法给出结论，事态的发展也难以预料。但是，无论放弃《明报》与否，《明报》同仁的抗争，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声援，因为，杀死一份报纸的代价，并不是只有新闻采编人员，而是由全社会一起承受。当新闻底线一再被推后，社会的防卫线其实就被一起下拉。
但愿香港的新闻前线人员可以守住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前线。无论是来自资本或宣传系统，他们都有着同样强悍的资源与手段，如今他们甚至可以彼此共享经验。新闻自由的敌人前所未有的强大。
在新闻界奋力抵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为整个社会抵抗，抗衡恐惧真相、意图箝制自由的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