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
但带着政治目的，御用文人们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却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编造的，有些则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
1950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但人们却对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居住在农村就知道，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十分明显。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摆脱极左压制后，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
就事论事，那时候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地主，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但做过工的都深深知道“活在手里”，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也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只好不了了之。
《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240亩地，家里人均10亩地，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中共建政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后来笑蜀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虚假不得人心。
而黄世仁，是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过年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但那时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却不像电影中写的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写的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免不了夸大与扭曲。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中共建政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1950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
很多大陆人，从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有网民撰文说：“改变看法，还得益于毛泽东掀起的‘文革’”。
“那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天天挨游挨斗，那时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但这些地主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聪明豁达机智，比对自己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
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问浩然“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
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
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也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远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
这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而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而万恶的旧社会的地主与当今特色社会塑造的地主相比，都堪称大善人。周扒皮等无数的地主，与当今党国栽培一夜暴发为富不仁的乡官村官站一块，简直就没有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