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号召人民“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网络图片）
毛泽东是个所谓的无神论者，他是不会有什么禁忌的。但在用语上，特别是特殊年代里的一些用语用词，或者于他而言，个别的语词会牵涉到一种理念的解读，一段历史的纠结，毛泽东却有了他的禁忌，有了他的“敏感词”，虽然这种情况不多见。
毛泽东的敏感词有哪些，我们没有系统的研究。但知道，有的语词是他不愿意涉及的，或者曲意要回避的……
1960年，中共全党已经知道了饥荒有了多么严重了。于毛泽东而言，不要说他还在不断地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全国各地走访调查，便是从身边小女儿李讷菜色的脸上，也知道这场灾害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下半年后期，中央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在将近年底的时候，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
“瓜菜代”工作领导小组的级别之高，名字之怪，恐怕世无仅有。此后，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广泛采集野菜、树叶、根茎以代替食品填充肚子的群众性运动。
其实，这样的“运动”，群众自己早就展开了，中原大地上，已经没有树叶可摘，更无野菜可采了。
“瓜菜代”，名字虽怪，但终归还有“瓜”，有“菜”，只是粮食少了些，以此相代而已。但解开这个名词的历史内涵，我们就会发现，“瓜菜代”中的瓜与菜是绝对没有的，而与此相“代”的则是如下的一些植物。我们以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为例，来看看“瓜菜代”中的“瓜”与“菜”都是些什么东西。报告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也可食用。”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科学家还在忽悠：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大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100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的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对于“玉米根、小麦根”的营养价值，更是有了科学家的眼光与专业论证：“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果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科学家们还“研究”出了8种代用食品：有人造肉精、叶蛋白、小球藻、扁藻、藁秆粬、小麦和玉米根粉、橼子、鸭跖草等等。这帮半年前还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重大科研课题的“科学家们”这时候的研究课题又成了“粮食少了怎么办”？不过，他们同样能出成果。他们的报告说，“野生植物不仅含有淀粉，而且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报告中列举了中科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2个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可从20种树叶、野生和家生植物叶子中提取叶蛋白，“每100斤鲜叶子可以提2至10斤干蛋白，其蛋白质含量达50％～70％。至于秸秆，全国一年估计有6000亿斤，如果以10％的秸秆利用来做能吃的东西，按每100斤出代用粮20斤计算，仅此一项就可替代120亿斤粮食。”科学家们又画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几十亿斤”加上“120亿斤”，这是多大的一个粮食数据啊。因此，中科院的报告结论是：“应抢时间推广下去。”
这样的报告一份又一份都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周也火星般地转呈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加之其他各地有关粮食问题的报告，可以说，中南海各高层领导的台案上，全是这样十万火急的东西，其中的一个中心词就是“瓜菜代”。
曾几何时，毛泽东还谈笑风声，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甚至下达指示，要求科学家一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来，与农民一起想想办法，拿出切实的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怎么转个眼儿，就没粮食了呢？
由1958年到1960年，3年不到的时间，这样的变化太让人难于相信、难于接受了。毛泽东不能接受这种现实，但又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中央成立最高级别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办公室，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不愿意接受，不与会议，不作讲话，不听“瓜菜代”专题汇报。因此，“瓜菜代”一词，就成了他不愿意碰的敏感词。我们看到很多“瓜菜代”的报告呈送在毛泽东的案头，但他的所有“批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让他沮丧的词。
陆续有安徽、湖北、福建、山西、浙江、河北省的报告送上来了，毛泽东都是批转办理。及至中组委、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送上来，里边反映了该“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毛泽东的批处意见是“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时间是10月26日。第2天，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就粮食问题汇报的材料经中央办公厅的《情况简报》第581期转载，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的批示是：“此件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考。”毛泽东显然看到了“瓜菜代”的安排，但他的批示是没有碰这个词的。同一天，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也是解决“瓜菜代”类似问题的。信中说，在“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推广小球藻的生产“有其重大意义，1、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信中还讲到了推广这种代食品的好处。由胡乔木的这封信我们知道，老百姓为了充饥，能放到肚子里去的树叶草根全都放进去了，以至于发生了大量的中毒事件，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受到影响，减员情况严重。
这个时候，连“瓜菜代”一类的词都不大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代食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瓜与菜了。一切可以认作充饥之物的东西，全部叫“代食品”。因而，各省市向中央的报告、各主管领导向毛泽东的报告，所用的语词就变成了“代食品”了。
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碰过这个新生的语词。1960年12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整理的一份《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透过文字里的表述，知道各地为解决粮食问题所做的努力，也知道问题的严重至于何种程度，立即将该材料批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此件请你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
毛泽东还是没有碰那个词。同年12月23日，这是有关“瓜菜代”或“代食品”问题的最后几个报告之一，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的。报告中的第3部分写道：“明年必须采取前紧后松的办法，夏收一开始就抓紧过秤入仓，计划用粮，采取低标准、瓜菜代、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政策。”
毛泽东立即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是否适宜。”
毛泽东还是回避了这个敏感词。此后，随着国家情况的慢慢好转，这个词也就消失了，永远没有人再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