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梁陈方案”设计图。(网络图片)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还有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以及几十公里的城墙,它们为什么不复存在了?当今中国,有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词——强拆。实际上这个中国一个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就是被强拆的。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古城门古城墙被强拆是谁决定的?

书卷,字画,碑刻,庙宇,居屋式样,古代城垣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对它的实体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梁思成无疑是很爱北京城的,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深爱着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文化。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他们就非常担忧北京城内的古建筑在攻城中遭受破坏,怕这座古老的京城毁灭于炮火之中。梁思成在著作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城: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梁陈方案”

当年的北京城市建设,“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他们执意要建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

当年,梁思成则要把北京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梁先生的想法其实很浪漫:若能保全首都城墙,今日之北京会是比罗马,巴黎等辉煌的多的历史名城。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联名上书,建议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建立一个新的北京行政中心,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对此,毛泽东的回应是: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可见,吴晗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研究者,已经彻底背叛了老祖宗,倒向“伟大领袖的意志。”

“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

但北京市某位领导发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

梁思成哭城门

一切都按“中央”的意志,朝着“梁陈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开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依次被拆除。梁思成与主拆派多次剧烈争吵,也多次在会场失声痛哭。至今,在北京老一辈儿居民里,还流传着梁思成先生哭城门的故事。

1952年5月,北京相关会议决定大规模拆除北京各处牌楼、城门、古城墙等古建筑。梁思成夫妇竭力反对,拼命呼吁相关部门保护好古建筑。但是他们无力扭转“局势”,他们的声音被湮没了。

1953年,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曾指着吴晗的牌子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迟早会后悔,那时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次年7月拆除运动开始,梁思成一边痛哭多日,林徽因更是在幽愤之中病倒了。

作为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不同意扒城怎么办?这还不好办——批判梁思成。而那个陈占祥更好办——右派。

1955年,梁思成遭到了批判。彭真5月27日在北京批判梁思成的座谈会上,决定专门成立一个批判梁思成办公室,组织一批文章。何祚庥在《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文章,批判“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以及“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这一年,林徽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她还在说:“为什么我们的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不久,梁思成也病倒进了医院,住在林徽因的隔壁,病情稍微好转,他就过来看林徽因。林徽因这时已经难以开口说话了,并拒绝再吃药,两人只能默默相对。有一天晚上深夜,林徽因突然让护士叫隔壁的丈夫过来,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林徽因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毛泽东定下调子

1957年要扒北京古城门古城墙时,梁思成曾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有文章披露指,1955年的批梁运动正是毛本人发起,由中宣部传达给北京市委展开的。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55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斗争年”。

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都拆完了。而内城直到60年代末才全部拆完。

有人说,梁思成50多年前预言了今天的北京,将行政事业单位转移向“北京副中心”──通州。

当年,梁思成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

王军的《城记》里,很清楚的描写了保留城墙、分散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梁陈方案”。没有什么规划方案百分之百没有缺点,但人们越来越认为“梁陈方案”更为合理。可参见如今巴黎的城市面貌。

2012年,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当时媒体记者为此采访梁思成的女儿。她说:对我来说,无论是那个房子,还是北京城,早不不存在了。我只是住在一个叫北京的地方,它早就不是我的北京城了。每次在夕阳时分,当我穿行在北京城。我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错过了超越巴黎、罗马的机会。

民国时期的外国学者

瑞典美术史家、汉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了中文译本。在英文原版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者鉴于1920年代所见到的北京古城遭受的一步步破坏,特别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即算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不想四十年后,当北京古城墙遭到毁灭性地拆除之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由于是迄今为止关于北京城墙与城门最为完整详实的资料。

喜仁龙对内城正阳门、阜成门,外城永定门、西便门等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测绘(永定门甚至有两幅水彩渲染图),其余各门及角楼也有简单测绘。梁思成虽然力保城墙,并且曾经测绘了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的古建筑,却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测绘他最珍爱的北京城墙。今天,永定门能得以复建,很大程度上要靠喜仁龙的图纸。将来,假如北京要把城墙重新盖起来(建筑师张永和就曾经这么说过),那么喜仁龙的图纸、照片都将起到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颇有成绩。研究近代北京史就会发现,最早被老北京和中国古建筑打动并开始致力于研究的人是外国人,如喜仁龙,或者德国、日本学者,还有美国建筑师墨菲(清华、北大校园的设计者)。有人说,北京城墙遇到喜仁龙以及喜仁龙遇到北京城墙,于二者都是莫大的幸运!

参考资料:

《1957,浩浩荡荡拆除北京老城墙纪实》

《林徽因》

《55年毛泽东发起批梁思成: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何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