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与梅兰芳合影。(网络图片)

言慧珠(1919年,农历己未年~1966年9月11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蒙族旗人,祖籍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昆曲旦角女演员。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传》、《生死恨》、《春香传》、《霸王别姬》、《凤还巢》、《墙头马上》等剧。

言慧珠是梅兰芳最得意的弟子,上海滩时代驰名艺界美女,人称“平剧皇后”。1943年言慧珠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能得梅兰芳实授真传者,只有李世芳与她二人;中共建政后备受排挤,1957年在上海戏曲学校执教,1960年同俞振飞再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批斗;9月11日凌晨在卫生间悬梁自尽。

言慧珠剧团

父亲是民初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受父亲影响,言慧珠自幼喜欢看京剧。据言清卿(言慧珠之子)在《我的母亲言慧珠》一文中,言清卿从上海赴合肥,去见已有三十七年未见的生父薛浩伟。这一天是二零零九年大年初一,他的生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

父亲对他说:“刚解放时,你妈妈是有自己的剧团,也就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言慧珠剧团’。你妈妈是老板,自己组团,到处去演出,是剧团的‘班主’。你妈妈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平剧皇后’了,红遍全国,‘言慧珠剧团’很受欢迎,剧团也很能赚钱。她带着剧团到外地一次巡回演出,就能赚好几万,华园的小洋楼就是那时买的。那时候买这幢洋楼你妈妈只用去了八千元,豪华装修却用去了一万五……。”

有人说,言慧珠天生丽质,绝色倾城。她一出场,满场皆惊,高挑靓丽,气质高贵,有一种凛冽和自傲。开会时,所有人坐定,她才缓缓进场,皮大衣,高跟鞋,大波浪卷发,法国香水……她有自己独特的气场。

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42岁的她,烫了当时最时髦的发型,还在后台当场找来裁缝,为她量身定做短旗袍,珍珠项链、翡翠钻戒又再度回到了她的身上、手上,她又回到了从前的言慧珠。“她是幼稚的,没有体会到张扬背后会面临的险峻,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不懂得收敛与改变。”(《生的漂亮,死的凄凉——记京剧演员言慧珠》)

1957年,心直口快的言慧珠敢提意见,在《文汇报》发表〈我要演戏〉文章,成了右派边缘分子。多亏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周旋,帮助言慧珠过了关,言对俞感激涕零。

俞振飞名声和地位都比她高,是上海戏剧学校的校长。生父薛浩伟对言清卿说,“和俞振飞走到一起,还得从五七年说起。那时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妈妈过了关。你妈妈很是感激俞振飞,俞也正是在这时得寸进尺。同年,你妈妈调任上海戏曲学校当副校长。她是不太情愿当行政领导的,一心想演戏。但为了改变处境,也是出于对俞振飞的感激,她还是接任了副校长之职。”

艺术生涯终结

为了塑造更多的艺术形象,为了能多多在舞台上出现,为了她钟爱的京昆艺术,言慧珠不断地调整自己……

一九六四年夏天,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言慧珠受到了冷落。言慧珠特意排演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现代戏《松骨峰》。谁知江青一句话,让言慧珠再也没有机会登台,过早的结束了艺术生涯。为了有戏演,哪怕是现代戏,她也肯学,肯演。那时,言慧珠当时已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了,但她还是坚持每天练功。

言清卿说:“在华园的大客厅里,我至今对妈妈的“练功镜”印象深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简直是一堵墙。偌大一面镜子,四周是用红木框镶着的,下面是坚实的红木架。我天天看到妈妈在这面镜子前化妆、扮相、水袖、走边……

“妈妈练功时总是穿一件白色的毛巾衫,因为能吸水,练功出汗不会黏在身上。妈妈一上来先跳绳,她能接连跳一二百下,接着就是在花园里踢腿、下腰……妈妈每天的练功总在两三个小时,从不间断。

“有一次,有位女领导来华园,看到妈妈这么苦练,话说得不太好听,意思是你老大岁数了。这么练有什么用?

“当时,江青听说妈妈在演现代戏,就说:‘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来沾边!’一句话判了妈妈艺术上的死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俞振飞与言慧珠作为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大领导,首当其冲。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面对汹涌的大批判,夫妻二人垂眉低首,常常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被罚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常常有人悄悄帮忙,日子并不太难过。但对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时锋芒毕露。如今,原本光彩夺目的她落魄到劳动改造的地步,怎不令人泄恨?政治运动不就是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发动群众斗群众”?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

造反派先后数次对“华园”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他们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18斤)、存折(6万元)都掏了出来,甚至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

“托孤”后自尽

有人说言慧珠是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杀,言清卿还原了母亲自杀的真实情境:

  一九六六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九月十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

  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

 “清卿,乖儿子,你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 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妈妈吩咐完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

  我见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来,清卿,给好爸跪下。”

  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

  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

  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把我领到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话儿。”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妈妈赤着双脚,被一块白布裹住全身。

那一夜,言慧珠留下了三封遗书后,她用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的白绫吊死了自已。繁华落尽人归处,一尺白绫抛荣辱。

那一夜,她和俞振飞到底说了什么?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身为丈夫的俞振飞是非常清楚知道她要去死的,但是,为什么见死不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中共最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党性”可以扼杀“人性”,连亲生父子都互相批斗、残害的,更不能奢求半路夫妻能患难与共。可是,俩个人本应互相扶持,走过难关。正如薛浩伟对儿子说的:“你妈妈光彩的是戏,生活中充满了苦啊!”俞振飞曾经帮助她逃过“右派”一劫,可是当自己也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畏惧了,他沉默了。面对着丈夫的冷漠和懵懂年幼的孩子,面对着艺术生命的终结和造反派的侮辱批判,个性强烈的她最终选择了以死抗争。

可怜人的骨灰

言慧珠死后,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可是他妈妈用自己在舞台上挣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

一九七〇年,言清卿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突然萌生了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

清明前的一天,他大着胆子去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没想到,好爸脸色一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想干什么?!”“我要妈妈的骨灰!”他说。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

言清卿一直不能原谅继父,不能理解好爸为何对妈妈冷若冰霜?为保自己而急于要与妻子划清界线,这是丈夫应该做的事吗?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不让儿子找亲妈的骨灰,这有人情么?!

言清卿开始寻找妈妈的骨灰:

我先是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听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墓地里,昏鸦枯树,荒草萋萋。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面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你再相帮我找找。”我恳求他。

  这是位善良的老人,他很同情我,又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她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正是我妈妈!”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

  我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擦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妈妈,我是清卿啊!”

言清卿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才敲响了“华园”的大门。保姆出来,瞪了他一眼,嘴里咕噜咕噜地骂着“小瘪三”,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他趁这个间隙,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带进门放在自己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他保存了下来。

时代之殇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心痛却真诚地说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

章诒和在《可萌绿,亦可枯黄》里写过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根本不配产生言慧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经济上,中共窃权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的个人组织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待遇也很好。万般无奈的言慧珠最终不得不提出申请,要求“国营”。她先后在许多国营剧团中落脚,甚至还曾来到北京,希望参加中国京剧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得到重视。性格倔强、要强的她碰壁之后一度服安眠药轻生,被抢救之后又再次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政治上,1957年5月初,上海召开整风运动座谈会,邀请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对政府提意见。言慧珠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处境,立马说出“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并在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不久,“整风”转入“反右”,言慧珠的心声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加之她一向容易得罪人,冤家很多,在关键时刻居然谁都不肯来帮她一把。惶惶不可终日的言慧珠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最终,言慧珠花了整整3个月,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才算过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化意识上,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欣然接受了一位台湾朋友“出海游览”邀请,急坏了当时的负责人,惊动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认定言慧珠要出走台湾。其实,她根本不明白出海游览意味着什么。最终,在香港方面的刻意安排下,言慧珠选择了参加另一位老朋友的聚会而放弃了出海游览。还有一次,在香港的百货公司,言慧珠为独子言卿清挑选玩具,偏偏选中了一架美国出产的玩具飞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对于言慧珠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放在红朝的环境来看,人还没回到上海,言慧珠就在半路上受到了批评。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保留着这种党文化的批判性,或者叫党性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