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这位国民党老兵，在大陆历经53年坎坷磨难，82岁高龄才“偷渡”返回自己的家乡金门。（网络图片）
一
别人偷渡，是为了做工、赚钱；我偷渡，是为了回家。从厦门到金门，两公里宽的一条海峡，我走了53年。
1946年，我在金门加入自卫队，由于念过一段时间私塾，当了中士班长。第二年的元宵节，福建省保安团从金门抽调了两个中士班长，一个是我，一个是金门后浦的汪丁赐。那时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出发后，我才知道是要参加突击队，“围剿”闽西、闽北的游击队。一开始，打了几场胜仗。带我们的队长孙谅宽是个山东人，那时我们看他很了不得，因为他有和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合影。
1949年8月，解放军攻下了福州。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去了台湾，他临走前让我们进军安溪，但我们走到永泰就让解放军包围了。从早上五点打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部队整个被打散了。
我和十多个人一起，走了十几个小时，走到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我身上还有两元钱，就买了饭大家一起吃。吃完了刚躺下，解放军就到了，我们全当了俘虏。
解放军把我编到28军警卫营。那时天天打仗，不要说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是在这一秒，也不知道下一秒怎么样。看到这边倒下一个，那边又倒下一个，心里当然害怕啊。
过了两个月，我就想着逃跑。
正好有一天，我在去军部开会的路上，跌倒摔伤了，第二天我就向上面请假，离开了部队。我当了逃兵，而且没有被抓到。那时解放军对逃兵抓得不紧，不像国民党的部队。
八月十五那天，我跑到惠安，这里已经是闽南了。后来我又跑到晋江的衙口村，在这里把名字改为“蔡龙镇”，留下来帮人打零工、做农活。
二
我留在衙口是为了回金门。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衙口就在海边，离金门很近，以后不管是金门解放了也好，还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好，我要回金门比较方便。
没过多久，我就做了“运动员”，要学习，要写坦白书。我心里怕，但是没办法。我考虑来考虑去，考虑完了写坦白书，交代打死解放军27个，就这样写吧。
写了以后，两三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害怕啊，心想人家会不会把我枪毙掉呢？
批斗会开始了，我实话实说：“那时各为其主，当兵只是为了生活。我在金门时，金门还没有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也没办法知道。我只知道蒋经国，不认识解放军啊。”
以前28军俘虏我时，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时解放军比较明理，还问我有没有可能写错，如果写错了就改正。
在批斗会上，我是陪斗，没有被挂牌子。
1958年，就是“八二三炮战”那一年，因为回不了金门，我在衙口有了新家庭。
那个女人是衙口本村人，原来有个老公，是个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淹死了。她带着两个小孩，和她的公公。后来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样一家子就有了七口人。吃不饱饭，我就去人家的菜地里捡包菜叶、花菜叶。吃了以后，天天拉肚子，屁股像水龙头一样。
看到小孩子挨饿，我心里过不去，去海边买一些鱼来卖。没有想到，那个女人不懂事啊，居然去大队告状，说我不种田，要去做生意。我种田，一天的工分是两毛五。那时一斤地瓜干多少钱？能卖到十几元。我要是不做生意，哪里来的饭吃呢？
这个女人整天吵，说我是靠她才在村里活下来，说我占了她的门户。
离婚吧。
离婚时，我女儿一岁多，儿子还不满周岁。离婚前，我向人家借钱买粮食吃，欠了180元。离婚后，人家怕我跑掉，天天过来要债。
我没办法，只好把儿子送给人家，得了400元。那时一百斤花生450元。一个小孩，还比不上一百斤花生。还了180元，还剩220元，那个女人又到大队去闹，说孩子是她生的，要我分她100元，不然就不让我迁户口。没办法，给她100元，还剩120元。没过几天，那个女人的亲戚说要嫁女儿，又借走50元。
我和儿子从来没有说过话，人家带他去了菲律宾。他那时小，不会说话，也不懂我是他的父亲，他是我的儿子。后来把女儿也送人了，女儿埋怨我，说我不爱她。我是没办法啊，我天天要出工，没人在家里带她，就把她送给别人家了。
三
我又成了一个人住在衙口，全村17个生产队，加起来一万多人，别人都是本村人，我是一个外地人，容易受欺负。
1979年，我和人家打架。当时是争一张电影票，人家要欺负我，我坏脾气上来，差点把人杀死，被判刑15年，在监狱里待了13年。入狱的时候，我快六十岁。出狱的时候，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没有地方可去，我自己寻找活路，到政和县开了一家饼铺过日子，但是不能落户口，我成了一个黑户。后来，饼铺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回到晋江，在罗山镇卖包子、油条，还是落不了户，当黑户。
2002年，我82岁，孤单单一个人，活到了这个年纪。那时我攒了几千块钱，一辈子就攒了这些钱，没有家，没有户口。
我心里想，去上海、苏州走走吧，人家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我出去看看，把钱花光，就可以结束这坎坷的一生了。
这时有朋友对我说，你可以想办法回金门啊。当时从厦门到金门，已经有直航，但是我没有户口，不能走正常手续去金门。再早一些，也有福建人为了赚钱偷渡去台湾。我是一个没有身分的人，只能偷渡回金门。
那一年5月1日，我来到了金门对岸的大嶝岛。在解放前，大嶝是金门的一部分，解放后，这里属于厦门。渔船从大嶝出发，20多分钟就能到金门。
说起来，我还是个厦门人。我出生在厦门，就是现在第八市场那个地方。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祖父放贷给别人，月息两厘。抗战爆发后，这些债都收不回来了，家里剩的钱贬值也很快，一家人吃不上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在金门修机场，我就到金门做工，留在了金门，又在金门何厝成了家。
厦门解放的时候，我在厦门已经没有亲人了。他们要么去了印尼，要么去了香港。我们断了联系。
在大嶝，我上了一条要去金门卖菜的渔船。政治上虽然划分了边界，但在民间，边界是模糊的。当地人和金门有很多这样的贸易往来，他们早就习惯了，但他们见我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跳上船，而且是他们不认识的人，还是吓了一大跳。
我对人家说，我要去金门海边拾螺，人家才答应我留在船上。到了金门海边，我趁人家忙着系船，在船缝里塞了两千元就离开了。
这一年，82岁的我为了回家，当了一个“偷渡客”。
四
上了岸，我看到中兰路还有路边的牌坊，发现几十年过去，金门变化并不大，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老婆死了，房子塌了，我连一粒沙子都没有。
找不到亲人，我在金门主动向警察投案，给他们找了一个大麻烦。他们没见过我这样的“偷渡客”。金门各个单位都查不到我的资料，而且我在大陆也是一个没户口的人。他们既不能让我在金门合法居留，也不能比照一般的偷渡客把我遣返对岸。
终于回到了金门，我却差点成了一个“两岸人球”。中国这么大，我在两岸都是没有身分的人。
还好，我嫁到金门官澳的一个妹妹听到消息，赶过来认了我，又在金沙镇公所发黄的户籍资料中，找到我的名字，备注栏里有“出征”两个大字。这证明我是一个金门人。
另外，我从大陆监狱里带出来的“释放证明书”上，也写着我是“金门人”。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场伤人案，却成了我作为金门人的一个佐证。
不久后，我在金门拿到了身分证，不再是一个“黑户”。在“非法”了几十年后，我终于成了一个“合法”的人，一个“合法”的金门人。
办了荣民证后，我住进了大同之家。在这里，每个月可以领新台币13000元，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吧，逢年过节还有一些礼品，看病有医保。
我现在生活还不错，身体也好，什么都想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