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运动导致大饥荒。(网络图片)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然而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和权威,不惜饿死四千万中国老百姓,足见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灵本质,是十足的恶魔行径。

其实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不只是“一边倒”被蒙蔽的群众,中国人中从来不乏舍生忘死的有识之士。向承鉴和他的同仁们就是这样的知识份子,他们无一例外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而九死一生的向承鉴,直到晚年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乎自己,也关乎这个国家。

大饥荒时代,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的冬天,21岁的向承鉴与张春元、谭蝉雪等人创办“星火”杂志,为父老乡亲,以及全中国的农民呐喊。很快,1960年9月向承鉴因“星火”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被捕,被判刑18年,走上漫长的受难之路。之前,他于1957年7月被划为右派,已经带了3年“右派”帽子。

上大学时,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向承鉴说,当时“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但是不行,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很快,“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向承鉴说,“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

向承鉴见证荒诞

“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疯狂运动被认为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席卷中国。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当时受命去研制“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他在一瞥间注意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经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却无人收割。大炼钢铁的政治高潮淹没了往年麦收季节的“龙口夺食”,他的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果然,1960年的早春,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一眼看到了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转过弯走到无人的地方,他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他痛恨自己的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做过校报记者,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他的记忆中,从1958年冬天开始,在天水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春天,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想向西逃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包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

做为城里的大学生,还有粮票待遇。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铇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

每当回忆起这一切,向承鉴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

中共处理危机的办法是“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杨继绳(《墓碑》的作者 ):“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共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

大饥荒中的“星火”

1959年11月,向承鉴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被抓,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星火同仁们对当局的幻想破灭。“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

他们商量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凝聚力量,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开始组稿,一气呵成,秘密刻印星火。《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一文中说,“在这些文章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为农村呐喊,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他们对现实的反思,深刻到让今天的人,也会吃惊。吃惊于在那样的信息与思想隔绝中,他们的思考,能深邃到一个体制的腠理。”

他们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耳闻目睹的现实让他们太痛苦了,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因为放弃了一切幻想,在严酷审讯中,向承鉴没有低头。在天水监狱,星火一案成为惊动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被判重刑的“星火”同道,在“一打三反”的最严酷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张春元、杜映华也在1970年3月惨遭杀害。

命不该绝的向承鉴在出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轻的容颜,焕发的神采,高尚明晰的头脑,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反思大饥荒

《九评共产党》揭示,“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其中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内容透露,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更可怕的是,书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不同于历史上的自然灾祸,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据美国之音《学者探究中国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一文中披露,香港大学人文学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表示,“基于各种报告,包括调查组、安全部和统计人员以及那些在文革开始前的1964年、65年试图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的人提供的报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万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死亡的至少4500万人中,高达10%的人是被打死的。‘饥荒’的说法是用词不当,而应该是种族屠杀。”

记录大饥荒历史的著作《墓碑》的作者杨继绳是中国著名政史类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基于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文献记录,杨继绳认为,中共当局在大跃进期间犯了三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即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让大量农民饿死;在农民大批饿死时却大量出口粮食;还有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继续大搞大跃进。

参考资料:

《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九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