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网络图片）
众多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知识份子政策时，都注意到毛有“轻视、蔑视、甚至仇视知识份子”的情结。
查毛泽东自己也是知识份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毛不也正是依靠了无数知识份子出身的“老革命家”们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可是毛为什么还会长期“轻视、蔑视、仇视”知识份子呢？而且情绪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从反右到文革，屡教不改、屡错屡犯，构陷了无数针对知识份子的冤假错案。对于毛而言，“轻视、蔑视、仇视”知识份子成为他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以往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毛泽东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份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对知识份子的成见由此而始。
这几乎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对此，笔者也能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后发现：所谓“受气”之说也仅仅是毛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客观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份子并没有给毛气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而已。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的革命同志早就丢在脑后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毛自己将那“一小点点”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份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份子中都曾经给了毛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自己的大脑细胞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问题。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论，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自然会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
毛在北大的感受
话说毛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这很正常。）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
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的情绪比前又进一步了。）
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主动搭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所谓的“受了气”了。
当年，毛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毛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是很注意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毛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毛受到教授、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心与报复心。
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英国大学者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