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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国难即将来临危急存亡之秋（二）(图)

作者：蒋经国发表：2019-09-27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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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黄绍竤所提的意见答复如下：“蒋已下野，第一点无须再商；白崇禧将军如愿望和平，可与刘伯承将军直接谈判。”（网络图片）

接上文：70年前国难即将来临危急存亡之秋（一）

1949年

一月十三日

白崇禧在汉口，强迫中央银行将运往广州之银元中途截回。

北平部队空运青岛计划，于本日开始实施，但城外炮弹不断向机场轰击，阻碍甚大。正午，父亲独自研讨津浦涌线以及长江北岸之布防。此时平津投机份子李烛尘等为共党所诱惑，竟在平酝酿一种地方性的先期妥协。同日复有华北七省市参议长在平洽议，促进和平运动。

若干外国记者每日总有动摇政局之消息发出，不断报导父亲下野及已离京之传闻。此乃甘介侯等有计划之造谣，欲通过外国记者作反宣传，以达成其颠覆政府之阴谋也。

十四日

毛泽东于本日发表“时局声明”，并于晚间公开广播，提出所谓“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淡判”的基础。其条件：

（一）惩治战犯；

（二〕废除宪法；

（三）废除中华民国法统；

（四）依“民主原则”改编政府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压迫我政府作城下之盟，无条件地向共党投降，而且简直是对于全体国民的愚弄和侮辱！

十五日

父亲对于共党所提出的“八项”狂妄条件，立即加以宣布，盖使我全体军民及国际人士了然于共党谈和，绝非诚意，以判明战争责任之所在也。复于本日下午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条件”，大家佥认共党绝无谋和诚意；但政府为求内部团结起见，决定暂不置答，同时并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可是正在毛泽东传播其和谈条件之时，共军已于今日早晨突然攻占天津，进入市区矣。

十六日

父亲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共党已一面采用“和平”口号以摧毁我军士气，一面以军事行动占据我重要城市了。而我方的部分民意代表，本日还发表主张：“促请国共迅取和平，即日停战，开始商谈。”同时，所谓“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亦电吁双方停战为之呼应。事之可悲，一至于此！

为着“和谈”问题，父亲于当日晚间邀约民、青两党代表及有关人员讨论时局，并对毛泽东的广播及政策交换意见。会中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真是寡廉鲜耻，良心丧尽！

内外形势至为纷乱，而党政人员乃至民意代表，大部已深中了共党“和平”的幻想，不易觉悟；要使他们彻底了解共方种种统战之阴谋，怕只有在大错铸成，接受残酷事实的教训之后了。

今天是星期日，父亲在中山陵检阅首都附近军警三万八千人后，照常礼拜。午谒总理陵默祷。

十七日

父亲接见张岳军先生商谈川局。本日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毛泽东广播，会中曾有人对父亲大加诽谤。同时，立法委员之要求政府派员迅向共党求和者，有五十余人之多。

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求行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包围机关，甚至殴击主管官员；社会上各种恶象，亦层出不穷。共党间谍则乘机煽动，扩大事态，制造变乱，以打击政府之威信。

十九日

行政院于本日举行政务会议。就共党所提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讨论，历五小时之久。决议：“派代表飞赴延安与中共谈判和平。”

我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

杜聿明部队自本月十日徐蚌会战败退后，只余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亦被共军消灭。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国共兵力悬殊，势难挽转，父亲对于杜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于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

本日上午，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在李正以为“实获我心”，态度突然和善，并表示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其接任时间，亦由父亲自行决定。

二十日

我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我政府对于‘和谈’问题，在外交上亦表示了最高度之诚意与最大的努力。”

二十一日

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父亲今日凌晨即起，拟定本日工作及各种准备程序。去京前，仍不忘北方局势，曾亲笔写一长函致傅作义，请徐次辰先生携飞北平，予以劝勉，并告以“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父亲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

父亲于正午约宴中枢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又约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全文略谓：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

“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世所共见。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出冀弥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时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订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夜宿空军学校的天健北楼，我亦随侍左右。入睡前，父亲告诉我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李宗仁于今日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同时，共党对行政院所提和平意见，由其发言人表示拒绝，并主张“先谈条件，然后停战”。

二十二日

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十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十时三十五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

“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

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需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今日北平方面传来不利的消息：“傅作义与共军已建立休战条件，准备在城内与共军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我方军队，除极少数维持秩序者外，皆开出郊外整编。”傅作义的变节，如此突兀，殊出意料之外。

傅逆投降后，伪装民主党派的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即发表时局声明，响应共党三十六年五月一日所提出的召开“新政协”，解决国是之主张。这种傀儡戏，谁都知道，是共党在幕后策动的！

李宗仁亦于本日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另由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竤、彭昭贤、钟天心等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等候共党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谈”。

驻在石家庄之毛泽东对黄绍竤所提的意见答复如下：“蒋已下野，第一点无须再商；白崇禧将军如愿望和平，可与刘伯承将军直接谈判。”

二十三日

上午，天气晴明，侍父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恰。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白鹭不惊，深得忘机之乐。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则已成兵栅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制年糕，父亲颇为欣赏，食芋头亦津津有味，每含笑视孙儿，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

（未完待续）

来源:《危急存亡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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