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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瞄准（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王自正自杀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这种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
而且，在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他计划中要杀死谭甫仁和陈汉中外，还有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
但是，不管如何，疑犯死了，此案从理论上来说还没有破出来，成了悬案。甚至有史学家提出质疑，派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主持破案是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几度易手，专案组的人也被变成过嫌疑对象。整个事情经过，包括整个云南，甚至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整甲派。
1975年，邓小平复出，认为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没有确定，景儒林的自杀很蹊跷，又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以确定这个悬案的罪犯以及部队的安保漏洞，与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无团伙配合集团作案？被关押又怎能从西坝潜入潜出？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景儒林为什么自杀等等。
赵苍璧，是原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文革后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再派河北刘刚、辽宁徐生两位有侦察工作经验的处长以及有关技术人员参加该小组。云南省委调公安厅副厅长王恩春等参加专案组。军区确定具体管专案的有军区副参谋长黄学义，某军副军长田大邦，军区政治部秘书王纬，驻专案组工作。要求对案件中的众多疑点，要一一查清，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
两个警卫已被关得虚弱不堪，说法与过去一样，一个说没有摸过真枪，吓得床底和厕所乱躲，不敢开门，再说院区的保安不是他负责；另一个说怕被捉奸，被定流氓罪不敢开门。确实与军队无关。调查组才最后定下结论，没有集团没有人里通外合作案，没有部队中里应外合的同谋。
随着问题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结果。
关于景儒林的自杀，调查组后来也推测出了。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管理枪支弹药的袁孔祥发现丢失两支枪和20发子弹后，被吓的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放在柜子中的两支枪怎么能不见了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不往案件上联系，而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于是景儒林和保卫部副部长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的逼供、诱供。最后，袁不得不编造谎言，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袁，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收监，当袁上车去监狱时，对自己讲的谎言就翻了供。景仍不重视袁的翻供，执意派人去湖南找这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一列所获，仍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作那个复员军人的工作。始终没有把丢枪与案件联系起来，一口认定是袁孔祥本身出的问题，可见景儒林没有侦察破案的基本知识和素质，主观臆断到了何等程度。
景儒林自尊心特强，也非常主观。在他参与破案的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失策，都有他重要的一份。在过去的日常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职的地方。如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就是他直接领导的，接到检举信后对王进行调查，在是否开枪问题，王懂得主犯已被镇压，死无对证，查不到人证物证，就不承认他开枪。致使审查了七个月也结不了案。景认为西坝审查组是他直接管的，警卫森严，王犯不可能容易出入，如能轻易出入真是“古今奇谈”。枪支事件查出后，景儒林顿时陷入了十分颓丧的境地。在确定王犯是凶手之后，问景谁与王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人被怀疑了，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自已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得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我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拨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刚过完年，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学习班地址选便于保密，但有的房间窗子外钉上子木栅条。景儒林和干部部长王一民参加了学习班，而且都是学习班领导成员，住的都是加木栅条的单间房。此时景感到责任重大，思想压力也大，而且住的房子窗上有木栅栏，思想斗争肯定是十分激烈的。开学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景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自缢身亡。
最后，以凶手是王自正作为了结。
专案组经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于七八年六月写出结案报告，经两个党委审查批准，正式报中央，此案结束，专家组也随之撤消。
其实，凶手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经历过全民疯狂的文革，一切无法无天，悲剧每天发生，这才是导致谭被杀的原因。一个在2300万云南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却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被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变得如此渺小不堪！从此云南，被一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整个社会的70年，也是在这样不可思议地演绎着生死起伏的戏剧。
当枪声落地，硝烟散尽之时，人们不得不思考：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其乐无穷”的年代，谁都有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被微缩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号院的小天井里，在一个初冬清冷、人人都穿上军大衣的凌晨，以一对一的形式上演了。
每个中国人，理应在中共国式特殊悲剧中吸取教训，遗憾的是，1989的六四事件、1999江泽民一意孤行要迫害法轮功，以致2003年的疫情，2019前后的香港，中国人没完没了的不会吸取教训。
如果要说，谭甫仁死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仇恨中，那么，现在社会，中共还是不断制造着这样一波波运动，周永康、孙力军等人的政变；云南、广东、新疆等多地冷酷的民间的爆炸屠杀案；近年太多太多民杀官案件等等，只要中共制造的仇恨不断，再出现谭甫仁案，一点也不用奇怪。
谭甫仁在文革时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王自正自进入大别山后，杀了很多正义的国民士兵，又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中共的屠杀立下了很多功劳，才被提干，正应了中国一句士话，玩火者死于火，玩枪者死于枪，杀人者被人杀……哎，戏剧人生，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