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党性还是人性的选择时，周恩来给出了什么答案呢？（网络图片）
被中共宣传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讲人性吗？如果看到周在听闻一些百姓的苦楚时的“感人话语”，如果看到一些人回忆周是如何“保护他人”，如何“关心他人”的，答案显然“是的”。然而，当我们将全角镜头对准周恩来时，在面临党性还是人性的选择时，周恩来给出了什么答案呢？不妨从其对待自己的恩人说起。
灭门顾顺章全家杀死救命恩人
1931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秘密特务组织头子顾顺章被国民党抓捕后，选择了投降国民党，并供出了中共大量的机密情报，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也差点被俘。
周恩来在逃脱后，亲自指挥对顾顺章进行报复，其家人及当时在顾家的人员共十多人都被中共特科红队人员杀死。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的吴基民，撰写了《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一书，并在台湾出版。书中披露，周恩来等一干人先后来到了顾顺章的住处上海威海卫路802号。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妻子正在打麻将。张杏华看到周恩来之后，让妹妹张爱宝接替自己，自己则将周恩来让进卧室。在周恩来与牌桌上其他人对视时，周恩来和斯励都认出了对方。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就是他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指顾顺章）也去了。”这也证实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记述，在认出斯励后，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在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后，他告知了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消息，张杏华也选择跟随顾顺章走，周恩来于是下令处死了她。张杏华被勒死。客厅中的其他人，包括斯励，也都被处死，被埋到了天井里，唯一幸存的是顾顺章7岁的女儿。
据报，当时被周恩来等杀死的顾顺章的家人和亲友共30多人。后因参与暗杀的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抓，供出了埋尸地点，并带租界人员和警察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案发后，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破获，而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逃脱。
救过周恩来的“装甲兵之父”悲惨下场
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的章培将军，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国民党赫赫有名的将领白崇禧、张治中、蔡廷锴等同期。1926年，参加国民党北伐。1927年2月，任上海警察厅第一总局局长。3月，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
受亲共的二弟章乃器和加入中共的三弟章秋阳的影响，章培也对中共颇有好感。1927年，他因掩护章秋阳从事革命活动、放走列入逮捕名单的包括周恩来在内的12名中共党员而被撤职。1930年，他出任白崇禧七十九师少将参谋长。1932年，在第四次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时，因被指控为借故拖延战机，有通敌之嫌再次被撤职，并被送到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6年，章培又一次营救被关在监狱中的左倾的“七君子”。此后，亦冒险解救过中共党员。也因此，包括周恩来、陈云在内的中共党员，都随着章家兄弟称呼章培为“大哥”。
章培在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少将教官，并亲手筹建了机甲战术系，还先后担任陆大二期与四期的将官班主任（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为期一年半的培训）。可以说，蒋介石手下几乎所有军团以上的将官，都曾经是他的同学或学生。
1941年，章培离开陆大，前往陆军机械化学校组建中国的装甲兵团。1943年，他以中将身份率先遣组，亲赴印度美军基地，输送机校装甲优秀学员800人，在接受美军培训后，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并加入中国远征军参与盟军缅北作战，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抗战胜利后，亲共的章培在中共的安排下，脱离了陆军大学去香港，途经杭州时还曾规劝浙江省主席陈仪归附中共。1949年2月，在中共的邀请下，他从香港回到大陆，筹建了中共第一所军事学院，担任战事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由于其在陆军大学的声望，章培帮助中共至少招募了58位国民党少将级别以上的教官，他们为中共培养了大批装甲机械化人才。
在最初的几年，章培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器重。据说，在中共建政后的一次活动中，周恩来认出了章培，主动跟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
1954年，章培转业到山东，任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是被侮辱、暴打。
据《我们忏悔》一书披露，在1967年初夏，山东政协机关造反派对其进行了批斗。“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我们正在玩耍，四五个造反派不知为何喝住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暴打。有人啪啪啪啪，连续正反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头被抽打的来回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的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的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继续暴打，没有呻吟，更不求饶……”
在这次被暴打后，章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一样。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
可是没过多久，章培又被暴打一次。他大概根本没意识到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暴本性，也不了解周恩来两面派的作风。
1973年，80岁高龄的章培终于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并调回了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因为他的到来，已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婿家门口又被贴上了“国民党中将乘龙快婿”几个大字，他的外孙、外孙女也经常被造反派的孩子追打谩骂。在这种情况下，章培深居简出。其在此期间曾一度撰写过回忆录，但后被付之一炬。
1979年，章培去世。不知在其离世的那一刻，是否才真正想明白：自己今生上了中共一个大当。
结语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写道：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换言之，无论你内心有着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即便要泯灭人性。作为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一生一直都在身体力行的遵循着“党性高于人性”的原则行事，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其可以对恩人痛下杀手，可以置恩人的苦难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