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9日，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
洗刷“百年耻辱”，是中共近年来在官方媒体或外交场合屡屡提出的历史／政治论述。原本通常“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指涉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其后一系列的西方列强入侵，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或者说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止。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共的领导下被宣传已经走向“大国崛起”许久的今天，属于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非但没有褪去，反倒是被一再提起？究竟“百年国耻”何时才能被洗刷干净？
昨（9）日，西方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Australia）名誉教授费约翰（Professor John Fitzgerald），以“历史上国共两党对民族耻辱的不同看法”为讲题，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费约翰教授著作等身且获奖无数，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前主席、院士。其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海外华人，和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做为“2023民国史讲座”第四场，这场由台湾的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所共同主办的讲座座无虚席，除了学者、教授，也吸引了许多青年学人到场聆听，并激起了热烈讨论。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讲述“历史上国共两党对民族耻辱的不同看法”，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吕芳上做开场引言。
历史学的眼光
所谓“历史”，理想中也许是客观上过去发生过的一切行动或事件，但一旦它被形诸文字，就无可避免地经过人的主观选择、裁剪及诠释，而形成所谓的历史叙事。深谙于此，“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以客观为依归，去把那些历史叙述背后的主观成分抓出来，试图还给历史一个尽可能客观、真实的面目。这是“历史”与“历史学”的分野。
费约翰教授的这场演讲，便是用“历史学”的眼光去观看“国耻”、“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这样的历史事件，而理解到它同时也是一种被权力所操作的叙事框架或手段。以致于同样是“国耻”或“百年耻辱”，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或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与说法。
就结论来说，中共官方的论述在1989年以后，才开始大力地以洗刷百年耻辱、恢复往昔光荣为号召，同时引入完整的爱国教育课程，便是把“百年耻辱”当作其操作民族主义、灌输仇恨的理论基础，好将“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仇恨，引向世界其他国家。而在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一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解放台湾”也成为“洗刷百年耻辱”的一个被刻意定义的前提之一。中国“百年耻辱”的“国家”阴影，是在中共这一“政党”的政治操作下，一直挥之不去。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教授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大楼进行演讲，图为台师大文学院石牌，由前校长刘真题字。
还没成为“百年耻辱”的耻辱
“在（19）42年废除不平等条约，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都有很多的理由感到耻辱，这是无庸置疑的”。
操着略带口音而不失流利的中文，费约翰教授飞快且轻重分明地细数了中国过去几个世纪的耻辱史。他认为，1644年的满清入关可以看做中华民族近代史的耻辱起点。接着是1840年满清败于鸦片战争，还有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是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条约》、1925年五卅运动、1928年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等等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这里特别使用“耻辱”而非“国耻”或“百年耻辱”，其意应在暗示这些林林种种的不同事件，是在后来的政治人物手中，才被联系起来而捏合成统一体的“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而这样的指涉本身，就已经有历史叙事背后的主观选择在了。
所以，费教授在肯定中华民族的近代耻辱是客观存在且能真实感受到之后，申明他想探究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存在国耻，而是“为什么在今天，也就是（20）23年，在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时，中国（共）的官方媒体和外交人员还是一再提起‘百年耻辱’？”
2023年11月9日，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此时正在回应来宾的热烈提问。
权力的争夺：谁来洗刷民族耻辱？
在历史脉络中，费教授观察到“国耻”和“百年耻辱”这两个名词是相互对立的。被频繁使用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口中的是“国耻”一词，而汪精卫政府及中共政权通常使用的是“百年耻辱”。而谁才能洗刷耻辱，成为了争夺中国领导权的另一处战场。
其实，无论是“国耻”、“百年耻辱”或其他名词，不同政权在使用与屈辱有关的这类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把它作为一种群体动员的动力。因为这能很好的塑造敌人，以及形塑自己。透过一起对抗“造成耻辱”或“阻碍洗刷耻辱”的敌对势力，来让人民因为同仇敌忾的情绪而团结到一起。
1.“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当辛亥革命时，喊出的最有力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造成中华民族“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邹容《革命军》1903年）的罪魁祸首，指向满清政府，让人民纷纷开始相信，要使中国从被列强欺辱的绝望困境中自救，唯有团结起来推翻大清一途。
2.“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实行军国主义侵略时，使用的论述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让人民相信，日本的军事侵略行为，是帮助那些受尽歧视的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来。
3.蒋介石的“国耻”
1928年五三惨案，国民政府谈判人员在山东济南被日军杀害。蒋中正把多年来一系列事件看作是“国耻”。有感于国难深重，自身责任重大，他在日记中记录：“余自订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此后，蒋介石每天在日记中必定首先书写“雪耻”一词（抗战胜利后，面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威胁，蒋在日记中写到“旧耻虽雪，新耻又来”，因此“雪耻”的记录一直没有停止）。
有历史学者注意到，不少政治人物会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来建立自身的神圣形象，不过蒋介石对自我的认知、期待之深，已近于一种信仰，而不能完全用人工操作来解释了。
4.汪精卫创造的“百年耻辱”
抗战时期，与蒋介石争夺中国领导权的汪精卫政府，开始使用了“百年耻辱”一词。费教授注意到，不使用“国”是有意义的。因为汪精卫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在他们的概念中，“百年耻辱”是东亚共同的问题，而非中国一国的问题，因此日本也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在这个脉络下，抵挡日本解放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反倒是阻碍早日结束战争、洗雪耻辱的卖国贼了。
5.中共屡次变化的“百年耻辱”
费教授尽可能地翻遍中国的报纸、外交记录、教科书、博物馆、纪念馆等等，发现到在1949到1989的四十年间，中国很少提及“国耻”或“百年耻辱”这类词语。
但情况在1989年后开始出现了变化。
造成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外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的耻辱，“而是中共在学生的眼中自己羞辱了自己”。费教授说到1989年6月，中共“在北京街头镇压、枪杀了无辜学生和平民”。正是有鉴于改革开放后人民逐渐意识到“党”的反民主，让共产党意识到他们该制定一套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灌输复仇的激情，把人民对“党”的怨恨，引向美国、日本等民主宪政国家。
所以90年代后，“百年耻辱”在中共的论述中开始频繁出现。先是指向对45年以前日本侵略的批判，到后来将97年“香港回归”解释为洗雪百年耻辱的最终途径。此后“百年耻辱”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新的领导上台后又再被重重提起。而且这时“百年耻辱”的提法带有更浓的军事含意──只有赢过与欧美的争霸、解放台湾，才能最终洗刷百年耻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演讲反应热烈，会后有许多听众继续留下来与费教授谈话。
2023年11月9日，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讲座圆满成功。（本文照片摄影：李彦霖/看中国）
未竟的耻辱与真相
时间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震撼了沉睡已久的中华古国。此后数十年，在积弊已久、欲振乏力的困境下，中国被迫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割让香港与台湾等地，也受尽了数不尽的愤恨与屈辱。至今回思，依旧不免心酸。
1937年到1945年，在蒋介石、国军与亿万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坚毅信念下，中国用无数的血泪终于忍得了八年抗战最艰辛，也最光荣的胜利。
但谁料“旧耻虽雪，新耻又来”？
1949年，“人民公敌”被赶到台湾，“新中国”被建立起来，在党的宣称下，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终于洗刷干净了。然而1989年与2012年之后，共产党基于种种政治目的，把“百年耻辱”的幽灵唤回，继续压抑在中国人民心里。在“党国一体”的论述下，中国被中共拖着身躯，始终迈不开通往雪耻与真相的步伐。
费教授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从蒋中正、汪精卫、再到中共政权，他们对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对“国耻”或“百年耻辱”的解释，有时很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不过历史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费教授提到了最近刚刚从胡佛研究所回到台湾国史馆并出版的《蒋中正日记》。做为过去长时间不能被轻易看见的第一手史料，它的出版对史学界乃至于大众都具有莫大的意义。费教授相信，日记的出版定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实的蒋中正，以洗清许多历史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