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1月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APEC峰会。（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上次谈到，习近平就算利用APEC会议这个机会高调进行访美活动，但也不见得可以带来什么实质的改变。
在这次中美两国领导人高峰会议举行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及其他官员放出的言论，已经说明了美国对这次双方会面抱存的期望与意图。简而言之，美国其实期望不高，只是重复说要加强高层沟通及重建军方的通话，以防止政治及军事上可能出现的误判。
至于说到其他的合作空间，包括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其实都已经是长期放在中美双方官员接触的议程当中，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至于俄乌战争问题或中东问题，美国当然要寻求中国的配合，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国继续与那些流氓政权沆瀣一气，破坏美国及西方社会强调的“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与其说是与中共讨论，倒不如说是要当面向中共领导人提出警告，因为在美国及西方的角度看来，近年中共已经被视为这些国际秩序的潜在破坏者。
另一方面，当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不断变坏，多年来因为体制失衡造成的种种问题逐一爆破的情况下，习近平似乎更有需要透过这次访问复修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习近平登上飞机飞往美国之前，中共控制的喉舌媒体突然大大收敛，暂停了长篇累赘地发放反美言论，还说了一大堆对中美关系善颂善祷的文宣。这似说明中共比美国有较急切的期待，要趁这个机会改善对美关系。
但中美双方领导人见面之后，没有发表联合公布，没有签署什么文件，没有联合记者会。拜登总统事后还说仍然视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中共这一次访美显然并不成功。
中共长期都开尽其宣传工具及喉舌，挑动国民的仇外意识，鼓吹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国民的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情绪。在国内的媒体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中共当然可以即时变调而毫不尴尬。但国与国之间关系，除了实利的考虑之外，也不能忽略长期关系发展的脉络，及因而形成的现实处境与效果。
从中国历史来看，当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后，如果没有美国的制止，满清王朝领导下摇摇欲坠的中国可能已经被列强瓜分了。满清自己作为引起联军入京的罪魁祸首，事后对列强作出的赔偿，只有美国把赔款用于中国的重建及发展，在北京兴办了清华大学，又资助了例如营办南京金陵大学的教会，又把赔款用于在中国建立为平民治病的医院。
到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先后派出了多位将领及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协助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陈纳德将军除了协助训练国民党的军队之外，领导的飞虎队还直接参与抗斗。美国政府当年派驻在中国，协助中缅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对中共的态度温和，还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分享美国提供的资金及武器。
二次大战之后，国共之间发生内战，来华调停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协助调停国共，过程中也曾经竭力意图说服国共双方与其他政党召开国民会议，希望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及统一，停止各派之间的敌对活动。这项调停任务虽然没有成功，但马歇尔也没有偏帮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甚至可以说，因为马歇尔对国民党失望，令美国政府降低了对国民党的支持，间接有利于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了中华江山。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开始掀动持续几十年的反美浪潮，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意识形态。中共的专政及独裁体制，与美国主流的民主观念南辕北辙。那种近乎盲目的反美，也因为中共长期受苏联影响，战后要站在冷战的铁幕一方。
到头来，中共走出文革，要重新投入国际社会，还是从美国总统尼克逊的突破性访华开始。与美国正式建交，中共代表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取代了台湾的代表席位；到再后来推动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及资金。中共重新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又长期获得美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到再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是全部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如果对上面谈到由晚清到中共建政的那一段超过半世纪的中美互动历史有些基本的理解，留意一下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转变，很难不承认中共的所谓反美，实际上十分野蛮，也没有说得过去的合理原因。
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共近十年又再不断鼓足蛮劲，不断加强反美宣传，更可以说是恩将仇报。其意图显然是要透过与美国争逐世界政治盟主地位，以满足那种其自己挑动出来的盲目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巩固中共独裁政权。这样的动机，其实也是相当卑劣，也越来越昭然若揭。
现在中共政权面对国内的经济困境，也面对掩饰不了管治风险，外交环境也急速恶化，因而这一次希望利用习近平访美来寻求突破。但中共自己亲手造成的困境并没有因为这次访美之行得到改善。美国总统拜登当然也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对于这一次所谓习拜会，他及他的幕僚没有说过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改善双方过去几年闹得越来越僵的关系，只不断强调所谓不介意竞争，但要防止误判。其潜台词是表示：在现在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美国对中美关系已经再没有更高的期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