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文章提到，中共过去30年透过改善大学教职员的待遇，提供各种利益，又容许他们以各种方式增加灰色收入，结果是令不少大学的教职员及研究人员成为与中共利益紧扣的关联者。知识界一旦与建制利益紧扣，甚至成为制度利益的摊分者，就很有可能会变得对现状满意，倾向支持现有的制度安排，对既定格局失去了批判精神，或者是明知有问题都不愿意承担以知识干政的道德责任。
过去20多年所见，在中国国内大学教书的那些所谓学者或者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水平低下之辈，能够抱有独立见解及坚持学术自主的已经不多，能够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就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学术范围内学有专精，但环顾全国，仍然愿意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继承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学者确实是少之又少了。这个现象，一方面是历史早有前科，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明显出现的倒退。
中国传统士大夫受儒家思想影响，主要都是以考取功名，以进身为朝廷服务为唯一职志。因此历史上敢于抱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其实不多。少数在野的就算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能够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可以说，读书人成为制度的一部份，早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已经成为封建体制的传统。
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或许还有一些读书人以节气为念，一时间坚持不事新朝，但能够坚持下去的毕竟都只是少数，能够一以贯之到最后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满清皇朝以外族入关，早年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拒绝降清，或起码不为清皇朝服务，但这种士人抗争没有成为潮流。随着时间，满清成为新的帝统就得到仕大夫的广泛接受。加上满清皇朝的威逼利诱，恩威并施，大部份读书人最终都是妥协。清一代能够成为学术祭酒，被朝野都尊崇的读书人，实在也不多。今天被历史歌颂的所谓满清中兴名臣，例如曾国藩、左宗棠等等，都不是典型的文臣，还带有军功。
晚清的时候，因为受到列强侵凌，令较多读书人醒觉到中国的贫穷落后，感觉到封建专制之为害。也因为满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才在晚清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气象的学者式人物。话虽如此，当时推动改革、引进新学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例如王国维、严复等等，其实都是保皇党。王国维晚年成为逊位清废帝溥仪的幕臣，写的诗词变得充满了弄臣的得意及无聊，与早年的思想纵深度比较，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他后来更因为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而不堪羞辱，终于投湖而死去“明志”。严复曾经把大量西方学术思想翻译成为中文，又曾对孙中山先生慨叹中国人的“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也曾受命于满清皇朝研究西方宪法，但到头来却成为支持复辟帝制的保皇党。
这样的例子，在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中国近代历史，最尊重文人及知识分子的竟然是北洋军阀的历任政府。五四运动时，大学生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本来要去到北京大学要人，但北大校长蔡元培拒不合作，北洋军警也只得打退堂鼓。
由北洋军阀内战直至蒋介石完成北伐那十多年间，甚至被部份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自由，知识分子最勇于干政的一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固然还可以宣扬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胡适等人也可以没有顾忌地掀起一场持续几年的民主与独裁的大辩论。
到共产党坐稳阵脚，便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斗争。延安时期王实味的被处决，丁玲在那个阶段自我矮化做打手，已经敲响了知识分子的丧钟。到中共建政早年，具有独立思想及人格的知识分子大部份都遭受到中共政权的严重摧残。
到了当下，大陆的大学全部都由党委书记实质领导，由党全面权控制，已经再没有学术自由可言，甚至连言论的自由、学术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学生固然要接受洗脑，学者大部份也已经贴贴服服，莫说是不能再有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在方励之、严家其、刘晓波之后，大陆还有过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型人物吗？像金灿荣这一类惟中国共产党马首是瞻的伪学者真奴才可能倒也不少。
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不断收紧，言论及思想自由又继续收窄，能够于政治权势之外发出独立呼声的知识分子显然是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反映了政治空间的收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经过几十年被共产党驯化之后，已经没有几多有反省能力及抗争意志的学界中人。就算有一些能够抱持偏见，整体的大学环境已没有几多空间让他们发光发亮，更遑论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影响力了。
今天香港显然也好不到那里。之前还有不少大学的学者有空间以知识来参与社会，现在的局面可以说已经是万马齐喑。能够晋升至香港各所大学管理层的，有几多个不是权势的擦鞋仔？他们还要不顾身份，配合政权的需要，打压学生组织，终于搞到各所大学都不再能有学生会，可说是连民国初年都不如了。更不堪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蔡元培或者鲁迅翻生，又会如何看待主动邀请警察进入校园拘捕学生的那些大学管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