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期間，大白在做“消殺”（Getty Images）
2023年12月30日，我在加拿大多伦多观看了纪录片《武汉封城》，对于亲历过封城的我来说，颇有共鸣和感概。
一、封城伊始
中共“清零政策”下的所谓封城，意味着中共为了实施其反人类的新冠防疫政策，封锁了一个城市所有与外部连接的公路、铁路、水路等，将一个城市的人口完全于外界隔绝。2022年3月至5月，我在当时自己居住的城市吉林市，亲身经历了长达3个月的封城，耳闻和目睹了诸多中共政府人为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悲惨和疯狂堪比文革，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2022年3月初，在奥密克戎毒株的危害性已经远低于流感病毒，世界各国纷纷宣布解除防控措施之际，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突然宣布全城新冠防疫进入紧急状态。我当时任职的中学在工作微信群里发布通知，传达政府部门关于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的决定。城内的各个小区也纷纷宣布停止一切人员进出。不久后，政府宣布所有民众必须居家隔离不得踏出家门。从此，长达3个月的残酷封城政策宣告开始。
二、“志愿者”非“志愿”
我所工作的学校随即通知所有教师说，防疫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所有教师必须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好承担“防疫志愿者”工作。“防疫志愿者”即中国民众痛恨的所谓“大白“，是中共“清零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被政府雇佣或强制，身穿白色防护服，在三年中共反人类防疫政策实施期间，做尽了诸如殴打民众、封锁家门、破门而入、强制核酸、强制疫苗等恶行，令民众痛恨至极。
2022年3月初的某天凌晨2点多，我突然接到了校长打来的电话，通知我马上到学校，准备好做“大白”。在我看来，将几百万人全部囚禁在家，将城市瞬间变成监狱，并用狱警一样的所谓防疫人员将此种荒唐政策强制执行，无疑是不符合任何一条法律的，并严重侵害基本人权，是中共政府一意孤行的暴政。所以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暂时推辞了校长的要求。
三、“私自回家”是犯罪
随后的几天里，所有的小区被政府人员用铁丝网和钢板围住，并用“大白”24小时严防死守，不许任何居民进出。“大白”开始了每天一次上门核酸检测，后期改为每天清晨都要进行的定时定点下楼排队核酸检测。“大白”在此种政府制造的紧急状态中，拥有可怕的权力。有一次我家被“大白”敲门，仅由于没有及时开门，便被他们恶毒地训斥为“不配合国家的政策”。
这种紧急状态下，中共基层政府的官员，例如社区主任同样被赋予了威胁并强制民众服从其决定的特权。管理我所在小区的社区主任便每天在居民微信群里大肆发表威胁言论。倘若有人在清晨5点下楼做核酸检测时动作迟缓或晚于她规定的时间，她便要对其当众严厉斥责。有一次一位身居外地的邻居在微信群里询问是否可以回家，她甚至公然扬言：“我告诉你，你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任何人胆敢私自回家，我都将把你移交给警察严肃处理。”自此，“私自回家”成为一项严重的罪名。
四、拒绝做“大白”
在接到校长电话后的两周左右的时期内，我陆续接到了副校长、各部门主任的电话，强迫我去做“防疫志愿者”。“志愿者”本意为自愿，但中共居然改变了汉语词汇的基本涵义，以自愿的名义实施强制。在目睹了“防疫志愿者”的种种暴行后，我决定宁可丢掉工作也不去做“大白”，拒绝接听学校的电话，不配合执行中共的极端政策。为此，我遭受到了学校领导的威胁恐吓。他们在微信上留言给我说，如果我不承担此项工作，将由教育局和纪委监委对我实施严肃处分。
为了逃避这种可怕的迫害，我只能向学校谎称我居住在“高风险区”。当时我所在城市的各个小区，按照所谓疫情的危险程度，被划分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我之所以谎称居住在“高风险区”，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高风险区”必须以最严格的方式封锁，里面的人不可以外出做“防疫志愿者”。此后，我所在学校的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在微信群里每天上报自己和共同居住人的姓名、体温、居住地址、身份证号码、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的名称等详细信息。
五、“下沉干部”政策
进入4月后，政府陆续出台了各种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为了缓解“大白”人手的不足，出台了以“下沉干部”为名的政策。所谓“下沉干部”政策，即动用街道和社区这种编户齐民式的严格的户籍管理体系，筛查出各个小区内每一个中共法律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时我那种最基层的教师在内，强迫他们充当“防疫志愿者”，执行政府决定的一切武断和残酷的反人类“清零”措施。上文提到的登记详细信息措施，便是要为“下沉干部”政策做铺垫。
由于我一直向学校谎称我居住在“高风险区”，我便暂时又躲过了“下沉干部”政策的胁迫。即便如此，我每天依然十分害怕，因为政府部门和学校领导不停地通知说，如果任何人在疫情期间谎报瞒报信息，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实际上，封城和清零政策本身就不符合任何法律，他们口中的法不过是领导的看法，不过是独裁者的个人意志。
我的一位前同事并没有我这样幸运，对于这种极端政策，她与我持有相通的观点，于是她直接拒绝校长的安排，拒绝充当中共的“打手”和”狱警”，即拒绝做“大白”。她对良知的坚守给她带来了麻烦，她在此期间遭受了社区主任带着中共基层工作人员三番五次的登门骚扰和威胁。后来经由她的口述我得知，社区主任威胁她说：“执行下沉干部政策是你不可以拒绝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去做‘防疫志愿者’，我让你儿子参加不了今年的高考，我会动用一切资源取消你儿子的高考报名资格。”社区主任甚至打电话叫来了警察来胁迫我这位同事，警察随即把他们全家三口人，在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的情况下，绑架离开家里并送入了防疫集中营中长达一个月之久。
六、食品与药物短缺
政府将几百万人全部囚禁在家里长达三个月，终止了一切正常的商业活动，只允许政府特许经营的商家供货，全城施行类似计划经济配给制的政策，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愈演愈烈的食物和药物短缺状况。从封城执行之日起到结束的三个月内，政府只免费配给了两次蔬菜，每户每次大概只有几公斤的重量。民众无法外出购买食品，只能在自建的微信群中，通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特许商家购买，且商品种类极为有限，价格高出平时几倍，仅能供应最基本生存。此种购买方式被称为“微信接龙”，即在通讯软件聊天群内逐一登记购买信息，在线支付后商家将食品投送至公寓单元门前。
这种配给制式的食物供应方式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几百万囚犯一样人口的食品配给和投送绝非任何政府能够胜任。即使可以微信群中接龙买菜，供货不足和配送效率导致的食品短依然造成了普遍的饥饿状况。全市的各个小区内陆续出现了邻里以物易物的食品获取方式。不擅长使用手机来买菜的老年人经常忍饥挨饿，常年服用药物的慢性病患者和和突发疾病的病人无法及时获取药物和治疗，甚至医院以没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为由拒绝接诊，以至于将急诊病人和临盆产妇拒之门外。
七、饥饿、断供与自杀
2022年4月至5月，在吉林市的封城进行了两三个月之际，由于人们的人身自由严格受限，不可以外出工作挣钱，许许多多人丧失了收入来源。不少人在仅有的积蓄花光，而政府却不提供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存款愈来愈少以至于弹尽粮绝、陷入了经济上的绝境，越来越多的饥饿状况每天上演。与此同时，由于收入清零，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房产和车辆的断供现象，他们无法偿还高昂的月供，以至于纷纷跳楼自杀。我所在的几个微信群中每周都会出现市民因房产贷款断供或长期封城导致的抑郁而跳楼的视频。
封城期间，中共的各级政府部门被给予了严酷的防疫任务，殴打民众和焊人家门的差事恶有恶报，在三个月中长春和吉林市被强迫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大白”每个月被累死一个，政府美其名曰为“抗疫烈士”。来自不同单位的“大白”之间更出现闹剧，他们之间甚至由于工作安排问题互相斗殴，其视频广泛传播于当时市民的社交网络中。当时甚至有一个作为中共基层官员的社区主任，由于其管辖的小区内病例增多而压力过大跳楼自杀。
八、中共是罪恶之源
在中共残酷的专制制度下，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往往并无明显的分野，施害者与受害者往往都是暴政的牺牲品。嚣张跋扈的打人“大白”可以转眼被累死成为暴君的炮灰，而被打的底层饥饿市民为了每天能从政府领盒饭果腹，可以在政府有需要时，毫不犹豫地穿上白色防护服，瞬间变身为打人的“大白”。在共产党发明的这种非人社会里，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而受害者往往期待变身为施害者。
类似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亲手炮制的各类政治运动一样，中共的“清零”和“封城”政策无疑将人性中至为罪恶的一面激发了出来，其可怕程度堪比文革。很多人说中共炮制的三年“清零”政策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然而只要中共的暴政一日不被除灭，类似封城这种人道主义灾难便会永无止境地上演。只有中共被彻底推翻，武汉、西安、乌鲁木齐、上海、吉林等封城政策下无辜惨死的冤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