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中共后来给“四人帮”戴上了“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中大换血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年离世，中共失去了核心。一面是骤登高位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 、董必武。其中毛泽东（1976年9月9日）、朱德（1976年7月6日）、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康生（1975年12月16日）、董必武（1975年4月）均去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19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19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19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 纪登奎、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 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 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 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 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都不咋样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
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他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主力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
叶剑英（右）利用了华国锋（左）清除四人帮。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被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参与抓捕四人帮者 都没得到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爆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法考证的。
华国锋“英明”的愚蠢 叶剑英的“讬孤”闹剧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讬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讬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继续他的毛泽东“讬孤”一说。但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讬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谁是最大受益者？
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上台，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他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与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