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時的另一份統計顯示，中國目前的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已達1500萬人，中國目前城鎮就業率創建國以來最低。截止2000年底，中國農村尚有2600萬貧困人口。這部分人構成了中國貧困人口的主體。中國政府扶貧資金累計投入1127億元。與時下流行的浮誇風、「政績脫貧」相比，中國農村部分地區返貧現象正在中國悄悄的蔓延。據報導，僅安徽省去年上報的返貧人口達100萬人。北京一家新聞週刊日前披露驚人數據稱，粗略算計，中國鄉鎮在上個世紀末留下了高達2000億元的債務窟窿。
難道中國的貧困現象被遮掩了起來？
日前，北京新報以《城市貧困被嚴重低估》為題，訪談國家宏觀經濟研究院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楊宜勇博士，指出，貧困線定得偏低是城鎮貧困問題被低估的原因之一。貧困仍是中國面臨的最緊迫的社會問題。
▲中國政府經過幾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貧困線定得偏低也是城鎮貧困問題被低估的原因之一。它不能滿足貧困家庭發展的需要，使得貧困家庭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新回歸主流社會。
▲有限的錢是拿去修路還是拿來養人？現在，一些地方搞最低生活保障沒有錢，卻耗費大量資金上項目、鋪攤子，搞重複建設，這種做法是十分錯誤的，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社會協調發展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這才利於解決日漸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
正視貧困
貧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一般認為，貧困既有絕對貧困，也有相對貧困。
絕對貧困是「泛指基本生活沒有保證，溫飽沒有解決，簡單再生產不能維持或難以維持」；相對貧困則是指「溫飽基本解決，簡單再生產能夠維持，但低於社會公認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或能力很弱」。
1993年湯森教授在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之間，又劃分出一個「基本貧困」，即絕對貧困指不能維持生存，基本貧困指不能滿足基本需要，相對貧困則為相對遺缺。
世界在發展，人們對於貧困的認識和態度也在發展。適度貧困的存在不是社會的恥辱，不能夠正視貧困，從而掩蓋貧困，結果導致忽視貧困，才是最可恥的。
1993年，中國政府針對農村貧困問題，提出了「八七扶貧攻堅計畫」，宣布要用7年的時間消除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不可否認，提出這個計畫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同時也反映出當時我們對貧困問題的認識的不足，因為提出了現在看來顯得比較幼稚的工作目標「消滅絕對貧困」。
2000年底，當計畫結束時，政府一方面認為計畫基本目標已經實現，另一方面也承認農村還有3000萬絕對貧困人口。這就是一種進步：看到了絕對貧困不可能被消除。如果把社會比作水庫，絕對貧困人口就是庫存的水底，水庫裡不可能會一點水也沒有。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根本上完全消滅貧困是不可能的。正視貧困，進一步充分認識不僅絕對貧困需要救助，基本貧困和相對貧困也需要救助很有必要。
現在，很多政策的出臺有利於富人，比如交通規則的修改。但是，我們對窮人不能忽視，也不應該忽視。只有從兩個方面把富人和窮人的需求都滿足好了，這個社會才能夠安寧。
消滅貧困，這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理想。但是，由於個人稟賦不同、機會不均等各種原因，貧困就像一個不易根除的腫瘤一樣，大小不一地附生在幾乎所有國家中。
面對這個國際社會共同的挑戰，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導下，得益於快速增長的經濟，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
但是，當農村貧困問題得到緩解的時候，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向縱深推進，一個巨大的貧困群體在城市悄悄出現了。
城市貧困問題浮出水面
記者：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通過研究民政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得出這樣的結論，城鎮貧困人口激增是中國貧困狀況變化的新趨勢。
楊宜勇：長期以來，由於城裡人能夠享受到各種各樣的補貼，以及參加工作就像進了「就業保險箱」一樣，人們一般都認為城裡人的日子比農村人好過。於是，形成了誤解，以為在城市裡，只有在那些「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和撫養人」的少數人群中才會存在貧困問題。但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和下崗職工問題日漸突出，城市貧困問題浮出了水面。
記者：如果把下崗看成是失業的話，城鎮貧困人口增加的首要原因應該是真實失業率的上升。再加上作為「減振器」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下崗以後不能從企業拿到屬於自己的基本生活費、退休職工領不到退休金和醫療衛生費時，一度讓農村人羨慕不已的城市家庭就成為一條無法抵抗風雨的小船，遇點風浪就有可能被打翻。據你的估計，中國有多少城鎮貧困人口？
楊宜勇：中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低線是1382萬人，那麼高線是多少？
1992年全總通過對5萬名職工的調查，得出全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超過2000萬人。
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根據他們的有關調查推算，中國城鎮居民有近5000萬貧困人口。
如果不以戶口為標準，而以實際生活區域為標準，這個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記者：儘管工作力度不如解決農村貧困問題那樣大，但是，中國政府也一直在試圖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國務院發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並宣布從1999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
楊宜勇：中國政府經過幾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最低生活保障線 一條裝飾線
記者：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項政府對城鎮貧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進行救助的社會救濟制度，它的建立對我國原有的傳統救濟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把在職、下崗、失業和退休人員中的貧困人口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範圍，被人們稱為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後一道安全線」。
楊宜勇：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安全線」迅速充分起到保護弱者的作用。據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給國務院「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會議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份實際處於城鎮低保線以下的人口是1382萬，而當時領取城鎮低保費的只有303萬人。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差異，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
記者：恐怕不僅僅是錢的問題。
楊宜勇：我在調查時發現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些城市規定，凡是處於勞動年齡以內的人（男，16∼60歲；女16∼55歲），沒有工作的一律視為獲得最低工資；凡是發不出工資或者沒有領到下崗職工生活費的，一律認為是單位對個人的負債，視同已經領取。
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女同志帶有金首飾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凡是家裡有電視、電冰箱等電器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凡是家委會反映經常吃葷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
還存在3不管：中央企業的職工家庭，地方政府不管；集體企業職工家庭很難納入低保範圍；縣城關鎮以外的家庭不管。
這都是比較普遍的情形，實際的條條框框比這還多得多，有的地方稱為「12不准」、「16不准」。
城鎮低保線在實際執行時控制得非常嚴格，從而把許多應該得到救助、而政府無力救助的對象排斥在城鎮低保線以外。
記者：你剛才說到美國大約有4200萬貧困人口。像這樣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裡還存在這麼多的貧困人口，儘管他們的貧困線肯定比我們的高得多。但是，是否可以從這樣的角度考慮，我們的城鎮貧困問題被低估了？
楊宜勇：救濟人口少確實使中國城鎮貧困問題被低估，貧困線定得偏低也是城鎮貧困問題被低估的原因之一。它不能滿足貧困家庭發展的需要，使得貧困家庭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新回歸主流社會。
截至2000年底，城鎮低保覆蓋面雖然為100％，實際救助對象卻只有320萬人，僅佔到城鎮總人口的0。8％，這個救助面顯然太窄。
美國近10年來，每年享受貧困線救助的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4。5％，印度救助的人口為6％。
根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國情，享受城鎮最低生活線資助的城鎮人口比例不應低於6％（絕對數2400萬∼3000萬人）。儘管實現這個目標很困難，但是我們必須為此努力。
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校正觀念
記者：提高救助標準、擴大救助面，我們有足夠的財政支撐嗎？
楊宜勇：政府要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
以救助了貧困人口的0。8％花費了50億人民幣來算，在不提高標準的前提下，救助標準達到6％需要300億人民幣，提高標準的話也就是500億。這一筆錢對中國財政而言並非拿不出來。
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面臨一個這樣的選擇：有限的錢是拿去修路還是拿來養人？現在，一些地方搞最低生活保障沒有錢，卻耗費大量資金上項目、鋪攤子，搞重複建設，這種做法是十分錯誤的，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社會救助問題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救窮」體現了社會夥伴關係，包括農村貧困問題在內的社會貧困問題不解決好，社會就難以協調發展。
記者：對現實中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人們都感覺到其中摻雜了許多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儘管不能主張重返「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年代，但是，「人心難平」同時也要努力「平人心」，這也是一種樸素的政治理想。
楊宜勇：目前，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滯後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和人民生活進一步提高的瓶頸。
今後，社會協調發展也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這樣做，有利於解決我們曾經討論過多次、今天仍在討論的收入分配問題。
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小康時代的到來，片面強調經濟建設、忽視社會協調發展，已經顯得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具體說來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不僅不利於政企分開，不利於充分發揮企業的活力和社區的活力，而且不利於公平競爭。
其次，不僅不利於根治腐敗，而且不利於公平分配。很長一段時期，一些市委書記、市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冠冕堂皇的藉口，直接干預項目招投標，由此產生無法根治的腐敗問題。
再次，不僅不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而且還不利於促進社會公平。
枯燥的數字告訴你真切的貧困
收入情況
國家統計局對城鎮36370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鎮平均每人年收入為4844。78元，佔調查戶數1／10的最低收入戶平均每人年收入為2453。62元，其中，困難戶（1819戶）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2242。92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另一項有關城市居民的大型抽樣調查（調查樣本為25000戶），1995年，佔中國城市總戶數57。3％的溫飽戶的戶均收入為12195元，而佔總戶數7。6％的貧困戶，其戶均收入僅為4821元。
財產狀況
應當說，這些年中國社會成員平均金融資產的增長幅度是很高的。但是，中國貧困群體所擁有的金融資產非常少。
1984年，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僅為1338元；到1995年底，據部分城市抽樣調查資料，戶均金融資產已達30982元。但是，貧困戶戶均金融資產僅有3139元，差不多隻是平均水準的1／10。且不說這同富裕戶的戶均金融資產（169121元）相差52。9倍，就是同溫飽戶的戶均金融資產（28562元）相比也差了4。9倍。
1996年，山東省城鎮困難戶人均每月用於儲蓄的款項僅為1。09元，而全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每月用於儲蓄的款項是6。5元。以如此微薄的金融資產，卻要面對諸如子女教育、買房、贍養老人、醫療保健以及人情交往等必不可少的開支。
消費水平
1996年，中國城鎮貧困群體家庭實際收入呈負增長趨勢，實際消費水平也有所下降。一項統計顯示，1996年，城鎮貧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569元，比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低60％，比1995年貧困居民平均水平低18％，收支倒掛248元。
貧困群體成員用於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所佔比重較大，恩格爾係數較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計算，1996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為48。6％；而困難戶的恩格爾係數是59％。
在恩格爾係數的一般分類中，恩格爾係數58％以上的視為赤貧，51％∼58％的視為溫飽（即勉強度日）。
雖然貧困群體成員用於食品項目的支出比重過大，但食物消費仍是量少質差，營養嚴重不足。據河南省統計局城市調查隊發布的測算資料，1995年河南省城市貧困人口在脂肪、蛋白質、熱量3種主要營養中，除了脂肪尚能達到正常健康需要外，其他兩種都達不到國家所認可的正常生理需要的最低極限標準。
貧富差距
1995年，中國城市佔居民家庭比例7。6％的貧困戶戶均收入為4812元；佔居民家庭比例的5％的富裕戶戶均收入為80091元，是貧困戶戶均收入的16。6倍。
一項統計顯示，本世紀70∼80年代間，在除了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中，絕對貧困人數已從6。5億增加到7。3億。
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基尼係數，高收入國家是0。338，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是0。4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為0。493。今年「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8，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而在1988年，估計稱這個數據是0。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