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革」對知識份子的精神強暴 ——讀《牛棚雜憶》有感

我曾經看過一部敘述性別歧視的推理片。裡邊講到女主人翁因成績優異，曾有過被同學輪姦的歷史，然而由於身心受到的傷害太重，出於身體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她怎麼也記不起那段歷史。然而，她的潛意識裡埋著報復的種子，因此上每晚她都會夢遊，在夢遊中她尋找凶手，實施報復。

我也看過一些文章，講述有過被強暴經歷的婦女，如何忘記過去，重新面對生活。或者她們中有勇氣的極少數人，如何把凶手押上了法庭。

不知怎麼地，我總覺得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的中國的廣大知識份子，極像遭遇過強暴婦女，他們不提過去的歷史，不提文革，乃是出於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有誰願意老是去回憶不堪回首的往事，回憶自己曾如何地尊嚴喪盡，活得連狗都不如呢？

季老的書，我最初也是抱著一種獵奇的心理去借來，一開始，也是抱著一種「有趣」的心態讀的。然而，當讀到季老竟被扇耳光，被拳打腳踢時，我的心就揪緊了，有一種震撼感－－無論如何，還是難以接受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也能被施以這樣的暴行。我一度不想再看下去。鼓勵我看下去的，是季老的自序－－我不想像季老描述的那樣永遠抱著一種獵奇的心態去看待文革這段歷史。

當看到季老書中的「太平莊」一段時，我的淚怎麼也止不住了，怎能想像今天的莊重長者當年曾真地像狗一樣在地上爬來爬去。更難以想像受過如此傷害的他後來是如何重拾尊嚴和自信，再次站上人生的舞臺。

然而，無論今天表面怎樣的輝煌，那埋在心底的陰影卻是永遠難以消除的。當季老在書末反覆地疑問：「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了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在「余思或反思」中，季老又提到，「在我現在『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溢美之詞之餘，我心裏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樣的反思在旁觀者看了，真是不寒而慄。這和婦女因遭受過強暴便自感失貞有罪惡感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季老自己也認為，「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不妙在哪裡，其實很簡單，在文革中所受的傷害，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減輕，對這種傷害的「遺忘」或「擱置」只是出於人的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機制。而傷害對於大多數受害者來說，將伴隨他們終身。

季老在「自序」中，提出了兩個期待。第一個期待是「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了出來。」「受害者心裏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麼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裏十分不解，萬分擔憂。」為什麼季老的第一個期待落了空？請大家先想一想為什麼受過強暴的婦女沒有幾個肯站出來指控罪犯曾怎樣傷害她？我想答案是很明瞭的。滿足這樣的期待需要太大的勇氣。有幾人能自暴傷疤於人前而能不痛苦？更何況強暴者很可能還是有權有勢的人物，使勇敢者最終還是只能面對失敗的結局，可能還要加上他人的冷言冷語和鄙視。

至於季老的第二個期待為什麼也落了空，我想就不用解釋了。西方至今仍在花費大量人力和物力搜捕漏網的納粹犯－－害人者是不會自動跳出來剖白自己的心理變態過程，並請求受害者寬恕的。

我有一個想法：對文革中的受害者，特別是受害極深的大批知識份子，應該由政府出面，對他們給予補償，以精神損失費的名義發放這筆補償費。此外，應該設立匿名賬戶或基金，使自感在文革中犯有過失而尚無勇氣站出來懺悔的人可以向該賬戶以捐款的方式來表達悔意，捐款全部用作建文革紀念館之用。

季老在書末《一個老知識份子的心聲》中提到了中國歷史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歧視問題。這種歧視在文革中達到了頂峰，現在難道還不應該矯正嗎？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但是在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上，他有很多思想繼承了封建傳統，是非常錯誤的。但是現在還有很多人仍在引用毛澤東同志這些錯誤的觀點，什麼「你們知識份子就是不懂事」等等，並以之為真理來評價知識份子群體。最最可悲的，有些知識份子自己還認為毛澤東的這些話是正確的，覺得「知識份子確實不懂事」。（我就親耳聽我的一個老師在課堂上如此評價這句話。）嘻，以「懂事」和「不懂事」來評價知識份子，與傳統的大人以「乖」和「不乖」來評價「好孩子」和「壞孩子」又有什麼區別？

歷史的悲劇不該重演，但在這之前，我們該做的還很多。中華民族是一個勇敢的民族，而正視文革的勇氣應該是對這種勇敢的最好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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