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蘭薩拉紀行》讀記

《渥太華公民報》記者沛楚在中國實地觀察報導「世界新聞自由日──你真的可以欺騙人民」文中記敘：「　火車上，他和同行遊伴遇到一名年紀二十出頭的女學生，談起西藏問題，他的同伴建議江澤民應和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女生聽了不禁失笑，說：『西藏人很樂意被中國人解放，達賴是奴隸販子，他不敢回來，因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
這條消息讓人感到雙重悲哀。一是中國的政治輿論的控制。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餘年，世界也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但是中國政治控制依然嚴厲。再，政治控制使人民耳目蔽塞，心智愚鈍。政治見解如何且不說，人應該對世界，乃至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有真實的瞭解。有真實的瞭解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回顧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其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控制使人耳目蔽塞，不聞、不知、不解，由此而愚昧狂熱。

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反對西藏獨立，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對西藏的事情卻少有所知。遠的不說，五十年代後，中共進藏、民主改革、藏民的武裝抵抗、達賴出走、達蘭薩拉、十數萬的流亡藏民、西藏人民的渴望和心願等等，這些事情的真相中國很少有人瞭解。大多中國人對西藏的概念還是，農奴、喇嘛、叛亂、分裂祖國…。如果中國人對西藏的瞭解只限於這些簡單又簡單的政治宣傳，那他們就不能談論西藏的獨立與否，他們的意識還只是被宣傳控制而已。就中國現在的政治，大陸還不能開放新聞，記者、作家也還不能自由的採訪報導西藏，由此中國人也就仍然不能真實地瞭解西藏。

出於這種境況，茉莉女士編輯了《達蘭薩拉紀行》一書。誠如此書前言所說：「這本集子裡的文章，是一些來自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與背景，對西藏問題持有不同觀點的海外中國人寫的。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實地訪問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達蘭莎拉，接觸了那裡的流亡藏人與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對已經成為一個國際難題的西藏問題，投入了我們的關注與感情。我們共同的理念是：我們認為，在人權重於主權的當代社會，愛國者是那些關心他民族尊嚴的人。許多複雜的歷史問題很難簡單結論，我們只能在基本人權問題上明確表示我們的贊成與反對。心存內疚與尊重，我們只想做兩族人民之間的友好使者。」

世界各種語言關於西藏的書數量繁多，但由大陸人所著表達獨立見解的漢語文本卻罕見。就我所知只有王力雄的《天葬》。這樣眾多的人口，這樣古老悠久的文化，關於西藏就只有這點聲音嗎？如此重大的問題，關涉到近百萬人的死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個種族、文明的存亡，半個世紀的苦難流亡，我們表現得這樣冷漠、麻木、蒼白、渺無音息，近於恥辱。中國的極權控制扼殺了民族的眼界、胸懷、良知、同情、想像和思想。這是中國半個世紀悲慘中最為悲慘的事，是絕不應該的。

好在中國已經開放，中國已有許多的學人、作家、知識份子居住在海外，他們享有大多中國人欲求而還未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因此他們就有責任承負國內人尚不能承負的責任。《達蘭薩拉紀行》是這樣一部書。它彌補了中國人的一個空白。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在此已經四十餘年，第一次有出自大陸的學人、記者、作家對之進行採訪，並將採訪文字集書出版。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表明，大陸中國除了極權權力之外，還有自由、正義的良心與聲音；漢民族也還有眼界、胸懷、思考和公正。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達蘭薩拉紀行》的作者都是大陸人，但居住在不同的國家。他們的政治意識不同，對西藏有不同的見解觀念。但他們的文字都有一個基點，即善意、公正、客觀，富有同情和反省。作者們通過實地採訪各種藏人，上至達賴、政府官員，下至普通流亡藏民、僧尼，報導了五、六十年代西藏發生的事情，由中共入藏，達賴、班禪進京，到民主改革，班禪上言，到藏民武裝反抗，到達賴流亡達蘭薩拉。這是一段悲慘、不義、血腥的歷史，使近一百萬藏人死亡，整個西藏社會毀壞，一種文明幾於滅亡，達賴和十幾萬藏民集體流亡。作者為汊人，懷有對藏族的深切同情，對中共極權暴力的憤慨和譴責。他們的文字體現了相對中共暴力強權的另一面　　漢民族的理性、和平、仁義和自省的精神。這一段歷史，是中共極權暴力所為。清朝、國民黨時期，漢藏兩族一直和睦相處，唯至中共造成如此慘劇。這是種族的悲劇，但更是政治的悲劇。

西藏有自己的歷史、語言、宗教、文化，有自己的領袖、居住地域、社會形態、生活方式，乃至服飾、飲食和禮儀。他們要求獨立是自然的。國家、種族間的衝突與爭奪長此以往，人類的歷史血腥殘暴。漢人既使不同意他們獨立，但他們的命運和處境也還是值得同情尊重。人的價值、命運、處境超越政治、種族、國家。

這即是人權超越主權。這是此書的基本精神。這些作者雖然是漢族，也並不都贊同西藏獨立，但他們為藏族的命運悲哀、愧疚，也為他們的精神感動。他們理解西藏的獨立要求，主張以民主為前提由藏民族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呼籲中共與達賴對話，讓流亡的藏民及早返回家園。

《達蘭薩拉紀行》記敘了藏民流亡的艱辛歷程。許多藏民，其中不少是孩子，他們徒步由西藏穿越冰山雪谷，來到達蘭薩拉。路途上有些人凍死、病死，有的節肢成為終生殘廢，有的在邊境被抓送入監獄。現在每年由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民有兩千多。其中許多孩子到達蘭薩拉是為了求學，因為中國的學費越來越高，貧苦藏民已經難以負擔。對這些作者給予了充分同情和關注，甚至是銘心的痛苦。

作者們採訪了西藏流亡政府、學校、醫院、商店、合作社、各居民點。藏民的生活普遍艱苦，但是沒有乞丐，也沒有犯罪。如一作者所言：「他們沒有印度的極度奢華，也沒有印度的極度貧窮。」由於有達賴，全民信仰佛教，雖然是流亡，他們生活得平和而滿足。這於充滿問題的現代世界，近於一個奇蹟。西藏流亡政府的組構和工作都遵循民主程序；普遍的義務教育，由小學到大學；達蘭薩拉已經是藏文明的中心，兩百多所寺廟，一百多所學校；政府官員普遍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完全具有領導管理西藏的能力。四十年的流亡，他們保持了自己的信仰、文化、語言、社群，且而學會了現代民主社會的行政管理。他們不僅獲得的全世界同情、幫助，也獲得了舉世的尊敬。看到這些報導，我想：經過共產黨的毀滅性破壞，是誰更落後野蠻呢？在這個世界現在是我們更沒有信仰、信義、道德、規範，「今天的中國人既不信主義又不信神明，既不怕法罰也不怕天譴，在商品洪流中巧取豪奪，腐敗墮落而不自知。他們將走向何方？又有誰去拯救他們的靈魂？」我們是現代世界的野蠻人。感謝本書的作者，他們看到了藏族的優良之處，看到了我們的欠缺，為之難過愧疚。他們體現了我們殘餘的文明。西藏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問題，其不僅牽涉政治，同時也廣泛地聯繫的到現代世界各方面的問題。現代經濟的發展，世界日益一體化，由此帶來了少數族種文化的消失，傳統文化的中斷；個人主義的發展，導致社會、人與人關係的破裂瓦解；人喪失信仰，歸附和內在和諧。人類文明面臨新的危機。這些使西藏成為世界關注點，因此西藏潛含著世界文明的問題。《達蘭薩拉紀行》通過對流亡藏人社會的觀察，尤其是對達賴本人的採訪，特別談到的這些。作者由佛教觀點談到死亡、性、暴力、信仰、社會、人類的前途等等。這本書的內容沒有侷限於政治。

《達蘭薩拉紀行》對漢藏兩民族的前途充滿憂慮。中國的民主變革遙遙無期，流亡的藏民返歸家園遙遙無期，但達賴年事已高，藏族年青一代已經失去耐心，他們準備在達賴去世後從事武裝恐怖活動，為爭取西藏獨立他們將不惜手段。《達蘭薩拉紀行》的作者們，出於漢藏兩族的和平，希望中國政府趁達賴尚在，接受達賴的主張，和達賴談判，給予西藏人民自治，讓流亡的藏民返回家園。他們是善意的，但並無希望。這是藏族的悲哀，也是漢族的悲哀。悲哀是悲哀，但是讓人們真實地知道這些悲哀，這或許就還有意義，起碼人們可以把不幸看得清楚。這也就是本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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