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清楚地記得，安全局的便衣們問我，「楊子立在我們這，你有什麼感受及想法」。我當時脫口而出，「我希望到國際法庭解決」。說完，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我明白，我們是中國公民。但我下意識的第一反應為什麼說去國際法庭。事隔半年，我找到了答案，就是這裡不能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說法。我們從被綁架的那一刻起，人身的安全感和對這個制度的信任頓時蕩然無存了。
4月24、26、30日，安全局的便衣們連續3天找到我家，讓我寫一聲明：第一、任何人別再用路坤的名義發表與楊子立有關的文章。第二、安全局已把楊子立的逮捕通知書給我，案件已交檢察院。事實上，楊子立的《逮捕通知書》，我是一個月以後才看到的，只是看了一眼他們又收回了。而按照法律規定，《逮捕通知書》應該交給直系親屬一份。我沒有答應寫聲明，但我表示，為了盡快使子立獲得釋放，我可以配合他們工作，不向外界透露關於子立案情的信息。現在，我為我的無知與輕信感到悔恨。
5月24日，海科的父親來到北京。他一見到我，說了這樣一句讓我終身難忘的話，「收到安全局的《逮捕通知書》，一直提到嗓子的心才落下來」。因為一個多月前，海科的單位打電話說人找不到了，一下子海科的全家人又急又怕，全國各大城市都找遍了，都以為海科遇害了呢。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它可以讓某個人突然間蒸發得無影無蹤，讓所有的親人和朋友焦急欲焚，而等到親人們終於知道來兒子的下落，即便是無辜地被關在國安局的看守所中，也會感到欣慰。這是一種多麼無情的欣慰呀！
海科的父親一聽到自己兒子的消息，便急忙從外地趕到北京。但是，他滿面憂愁地來，滿面淚水地去，至今仍然電話不斷，問海科怎麼樣了、案子怎麼樣了。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每天也都在空曠中焦急地等著、等著……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案情進展的確切消息。
6月23日，我和徐偉的女朋友王英去看守所給裡邊的人送衣物。我倆眼見和裡邊最親的人只隔一步之遙，但就是不能見上一面。沒辦法，我們想繞著看守所的高牆轉一圈，看看這座看守所是個什麼樣，想感受一下他們在裡邊怎樣生活。結果卻被警察強行攔住。他們以非常嚴厲的聲音質問道：「你倆想劫獄嗎？」他們還威脅說要叫警車把我們拉走。是他們劫持了子立和徐偉，反而質問我們兩個20幾歲的女人、受迫害者的親人「想劫獄嗎？」天下的所有道理都在他們一邊。因為，他們有壟斷的權力，有龐大的專政機器。這時，我終於明白了：關在裡邊的人是多麼地冤枉，就像此刻的我們。
7月3日無疑是個更加雪上加霜的日子。安全局的便衣們找到我打工的單位，恐嚇物業及公司老闆，說我通過網際網路與國外聯繫，發反動文章。就這樣，我唯一的餬口的生計被他們非法剝奪了。7月26日，徐偉的女友，也因安全局的迫害被單位無故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我看到了一張張猙獰的面孔。他們要把我們吃掉才肯罷休。
眼看著自己的親人在看守所裡、每日倍受著心靈的折磨、而無能為力時，我感到痛苦和絕望。怎麼也掙扎不出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子立其人在他主辦的《羊子的思想家園》已充分體現。喜歡交朋友，喜歡辯論諸如自由、政治改革和農村貧困等問題，還有和關心國家命運的幾個朋友，參與一直公開的、未曾受干涉的、新青年學會的學術活動。真誠的新青年學會，早在一篇《無聲的紀念》的文章裡講得清清楚楚。就是因為他們關心祖國、關心社會、關心弱勢群體而又與官方的觀點不同，才導致被綁架、被逮捕、被無故延期關押、以至於將面臨起訴和判刑！！！
中國的《憲法》中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在哪裡？一個政府的執法機關怎麼能視國家的根本大法為紙上的兒戲？！
我在自己的國家走投無路之時，只能訴諸國際正義力量的救助。我由衷感謝各類國際人權組織、媒體及所有正義之士對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的命運的關注，並希望大家你們繼續關注他們的案情。
（2001年9月3日）
附：北京市安全局對整個案件的《處理意見書》的簡要內容：
在京秘密成立了非法組織「新青年學會」以「探索改造中國之路」為宗旨，制定了學會章程。2000年8月19日，該學會會員在張宏海住處吸收犯罪嫌疑人楊子立、黃海霞、李宇宙為會員，進行組織分工，並修訂學會章程，其宗旨為「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國」。選舉徐偉為總幹事，範二軍、張宏海為幹事。
此後，該學會成員多次秘密聚會，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學會進行組織分工，總結同中國共產黨鬥爭的經驗，主張通過發動「農運」、在全國設立分會等方式，推翻現政權，建立所謂「民主政體」和「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國」。該組織秘密串聯，積極擴展組織規模，發展成立創辦網站和刊物，發表大量反動文章。
註：（一）涉及到的其他人員案件處理意見上寫的是另案處理。
（二）現已查實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