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新的山風不斷拂過險峻、高聳的山崖，在越南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著峽谷裡所有的生靈。一條公路彎彎曲曲地從河谷中穿過，兩岸無數的野芭蕉樹永遠伸著翠綠的手臂，加上更高處保護完好的原始森林，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用不著誇張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墳墓旁，看著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裏忽然有了一種揮不去的憂傷。
「30多年了，你是第一個專程來看他們的中國人。」2000年8月3日，一位越南老人話語幽幽地對我說。「不過，他們以後不會再孤獨了。」「他們」是指長眠在越南國土上的中國人，犧牲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中國軍人。
30多年了，他們一直孤獨地躺在這裡，因為他們可能已經被自己祖國的親人們遺忘。於是我相信，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前，從中國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進入越南萊州省封土縣30餘公里的路途中，有一個綠樹環繞，名字叫做「王窩」（音譯），僅有60多戶人家的傣族村莊不會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園
鋤去墓旁的雜草，洗淨墓碑上的名字，這是王窩村裡的人們每年都要做好幾次的事，這樣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為它是越南的「國家英雄紀念日」。
「因為他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村民們簡單地告訴我他們的理由。「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門前的這條公路。」
汽車輪下30多年沒有任何改變的崎嶇公路是越南當地人熟悉的「10號公路」，它從王窩村前橫穿而過，連接著老街、沙巴、封土、萊州和奠邊府。總是激烈顛簸的汽車和它身後濃密的黃灰證明這樣的土路面在中國許多地方已不多見，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省際通道。
10號公路的建成曾經是一段段故事和歷史：關於中國支援部隊、關於越南抗美……關於公路邊那個中國烈士陵園。
這樣的烈士陵園在越南有許多座，分別位於從雲南省到廣西自治區與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們的幕碑上都刻著：「中國後勤部隊……」
「你們中國的軍隊是1965年來我們這裡的，儘管他們全部都穿著我們越南人民軍的服裝 或者藍色工作裝，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中國後勤部隊』，是來幫助我們修路的，總共 要修12條，我們門前的這一條是第10號公路。」王窩村的李阿林回憶說。
在翻譯的解釋下，這位74歲的老人還說：「這輩子我先後見過法國兵、日本兵、美國兵和中國的解放軍，但解放軍是最好的了！」
從1965年6月起，不斷有身著沒有軍銜的越南軍裝的中國軍人來到王窩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來。他們剛來時是住帳篷，後來砍了一些木頭蓋了木板房。他們要在崇山峻嶺中，沿流入北部灣的巴索河修出一條公路來。
「中國後勤部隊太辛苦太偉大了，當時他們沒有什麼大型機械，他們幾乎只有一些鋤頭、錘子、鏟子和手推車，所以都是用雙手、用肩膀、用身體在與大山搏鬥。」村民們回憶說。「他們這樣進行施工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我們曾經懷疑在這樣的大山中他們能不能修出公路來。」
「平時在路上相遇，士兵們總是很友好地向我們打招呼，好像他們都會說幾句不標準的越南話。」63歲的王阿滿老人說。「有時看見我們挑水、抬東西等等事情時，他們總會上來幫一把，而從來都不要我們的什麼東西，就連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時，士兵們還不斷不請自來幫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溝、種田地等等。開始村民們很高興，但後來看到士兵們實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勞累他們，所以大家都約好盡量「抵制」他們的幫助。
儘管雙方語言不通，但士兵們的友好和勤勞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愛戴，尤其一些年輕的越南姑娘們。
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裏，許多部隊的戰士們都成為了當地姑娘們關注的對象。於是每逢節假日，許多越南姑娘都會成群結隊送些水果、棕子之類的禮品到解放軍的軍營裡，藉機會與戰士們接觸。
針對這樣的情況，當時部隊作出了許多嚴格規定，不許幹部戰士與姑娘們接觸。王窩村的許多村民至今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時軍隊中有三名與他們說同類語言的傣族戰士，而且家就在中越邊境的金平縣金水河鄉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戰士從來不能說自己的民族話，而必須說漢族話，為的是避免他們與當地越南傣族姑娘說些「大家都聽不懂的話」。
當時三名傣族戰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經55歲了，他當時是「中國後勤部隊六支隊三十三大隊三十一分隊」的戰士，1971年退伍後他一直在家務農。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樓上，他告訴我：「在越南修了兩三年公路，我只說過一次傣族話，而且還是在向部隊首長請示之後。」
1968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婦女突然發病，其家人慌亂中找到了軍隊的營地，請衛生員搶救，由於雙方語言不通，老說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時無法診斷、治療，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當「翻譯」，經過領導特殊批准後，他唯一一次說了傣族話，使越南婦女得到了及時、準確的治療。
「你們中國軍隊不但修通了公路，還讓我們永遠記住了他們。」 王窩村的村民最記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來自中國浙江省的一名醫務兵，對大家可好了，許多人都願意去找她看病，有時即使沒病也要找藉口去看看她，送點自己家的水果呀什麼的。但由於當地氣候又熱又潮濕非常惡劣，軍隊在野地裡宿營條件很差，後來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時間是1968年8月31日。當時村里許多人都傷心極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記不了她那美麗的笑容和溫柔的態度。
我相信這位女戰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為故事講完的時候，不但是我，而且講故事的越南老人都傷感起來。
50歲的刁阿利老人回憶說：「中國士兵經常幫助我們做事，逢年過節會邀請我們去開聯歡會，還經常放電影給我們看，當然是和他們一起看。每次他們都整齊地坐著，而我們就隨便了，只要高興，坐在銀幕前面後面看都行。」
村民說不清楚當時都看了些什麼電影，因為他們聽不懂中國的普通話，只能聽一些雲南省金平縣的漢族話，不過他們知道電影放的都是中國人打日本人的。聽不懂當然也很難看懂，與其說村民們是看電影，不如說他們在看新鮮、看熱鬧。46歲的龍阿仔說：「我們當時看電影，如果看見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個紐扣，就知道是八路軍是好人， 如果帽子兩邊有兩塊布飄來飄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壞人。」
關於烈士陵園，由於當時中國軍隊的軍營管理很嚴，不讓越南老百姓隨便靠近，也不找他們幫什麼忙，而且當時它的四周都有軍隊嚴嚴實實地住著，所以村民們都不知道這些水泥墳墓是怎麼一個個修建起來的。
中國後勤部隊修公路的時候，不斷有人死掉。村民們也經常看見有受傷的士兵被從勞動工地上抬下來，後來有些人就永遠見不到了。有人清楚記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別來自黑龍江省的王義明和安徽省的蔣家堂同時在施工中悲慘犧牲。
「他們死得很慘，都是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死的。」有一位老人還記得當時他親眼目睹的慘狀。
在艱苦施工的同時，偶爾還有美國飛機到來，投下串串炸彈，也在給士兵們不斷造成傷亡。總之，到1968年底10號公路徹底修通，中國後勤部隊決定撤走時，就留下了這座烈士陵園－－一座高大的分別用中、越文字刻著「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和15座烈士墳墓。在紀念碑的左側還醒目地刻著中國人曾經是那樣熟悉的語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它的右側也用越文刻著同樣的內容。
六支隊犧牲的人當然遠不止這些，而其他還有許多人都被埋到萊州去了，與在萊州和奠邊府犧牲的人埋在一起－－那裡埋葬著的中國軍人烈士更多，據說有幾百人，可惜目前中國人還不能隨便去那些地方。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壯的。沒有人記得住那是幾月幾日了，但許多上點年紀的村民都還記得那天的哭聲和眼淚，在河谷中久久不絕。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軍軍服，排列整齊的中國士兵莊嚴地向留在這裡的戰友們告別：他們要走了，也許永遠不再回來。而他們的15位戰友將永遠長眠在這裡。
15座水泥墳墓整齊地排列著，前面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修成的10號公路，他們將永遠陪伴著它的改變。今後，永遠與他們為鄰的將是他們曾經幫助、並為此而獻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來了許多領導幹部，表示將永遠守護這座烈士陵園－－猶如保護自己的烈士，愛護自己的家園。後來，政府把這項工作交給了萊州省封土縣裡，交給了勐梭鄉里，交給了王窩村。
第16位烈士是楊醫生
「楊醫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為了讓我們許多人醫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後一位犧牲的是醫生，在15位中國戰士之後，這裡面唯一隻有他不是軍人。在越南採訪的日子，無數位上了年紀的人都這樣告訴我。
楊醫生在越南和許多中國醫療專家一起，沒日沒夜地為越南人民看病、治療，由於條件艱苦，很多藥配不齊，很多病治不了。為了能夠解除病人們的痛苦，大家決定實驗製造一些藥品，而楊醫生每次都要搶先自己品嚐藥效，用自己的身體作實驗。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楊醫生因為冒險嘗試一種新製造的藥品，卻不幸中毒，在異國他鄉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歲。
2000年8月14日，經過整整10天的越南採訪之後，我來到了雲南省省會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員的熱情幫助下，我查找到了這位醫生以前的單位和住址，當時我也有種隱隱的猶豫，因為我不知道他原來的單位和子女會怎麼樣看待我的這次採訪。幾經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區南壩製藥廠」，它現在已經改名為「昆明市中藥廠」。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廠領導說：「楊潤是我們廠以前的黨支部書記，他是應國家的號召參加醫療專家組去支援越南犧牲的。」
楊潤醫生的三女兒楊惠英也在廠裡工作。看見我的時候她有些詫異，當我默默的遞給她楊醫生在越南墳墓的照片，一看見上面的名字這位人到中年的婦女眼圈就紅了：「30多年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自己父親的墳墓是什麼樣子的。昨天晚上我還燒了許多紙錢給他老人家……」
楊惠英說：「沒有想到今天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看見』父親，我們曾經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墳，但每次去與政府有關部門聯繫，他們都表示這樣手續太複雜，反正每次都沒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們國家辦起來都很難。而1979年兩國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後我們也死心了，絕望了，只好每年到『7月半』的時候多給他燒些紙錢，寄託我們的哀思。」
我還得知楊醫生的老伴許鳳英依然健在，由於不喜歡住在城裡，84歲高齡的她獨自住在官渡區六甲鄉小河咀辦事處（村）老家。8月15日下午，我在離昆明市區10多公里的村裡看到了步履蹣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為什麼會專程去看她。我對她說：「我剛從越南回來，我見到楊醫生的墳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飄著小雨的風中。我突然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去把塵封了30多年的悲傷再次揭開呢？也許我自己的確崇拜英雄，但我卻無法抹去他們死去後給親人留下的種種悲傷。
於是我只能無奈地看著老人不停抹去臉上的淚水。當時我甚至暗暗發誓以後不再來看這位老人，畢竟，我沒有太多的理由，也沒有很好的安慰話語，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喚醒老人那些永遠痛苦的回憶。
老人告訴我：她的丈夫是1967年應國家號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個多月就回來了，當時他說是先去瞭解情況，而沒有多久後就正式出去了，永遠沒有再回來。
去越南後，楊醫生偶爾才寫封信回家來，每次都是簡單幾句話，都說自己在10號公路的工地、在萊州省封土縣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掛念。一直到後來有人回國了，家裡人才知道其實那裡的生活條件是那麼差，環境是那麼艱苦，美國的飛機轟 炸是那麼危險，經常有人犧牲……
大約在1969年10月，家裡人收到了楊醫生的最後一封來信，讓家人不要再寫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國了。但他後來就沒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後有關部門來通知他犧牲了 。
在越南採訪的日子裡，我聽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楊醫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10號公路上，我總在想：30多年後的今天，那時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也許令現在的人有些難以理解，但我卻願意努力地去瞭解和思考，因為它與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命都有關，是中國人歷史的一個部分。以楊醫生這樣的經歷和歷史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為什麼30多年來越南人一直尊重、愛護他們的墳墓的原因，為什麼越南人一直把楊醫生說成是「中國的白求恩」。
從楊醫生女兒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於（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過境到（越南）萊州（省）封土衛生廳原工作住地，想起我親密的戰友楊潤同志的友愛、互助、和藹形象，使我感到無法控制內心的悲慟。24日中午乘車到烈士陵園，將你們交給（工作）組長帶來的蘋果敬獻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淚水奪眶而出，組長勸我人總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的死是為實行國際主義光榮犧牲的，他的死比泰山還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紹楊（潤）同志犧牲後，（越南）萊州省委、衛生廳以及工作組許多同志、河內大使館、專家局的領導都派員到萊州敬獻花圈、輓詞……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國外賓的葬禮儀式於11月20日舉行。早晨8時，封土全縣各機關、萊州省委、大使館都來人參加，追悼會儀式非常隆重，送殯的各族各界機關人數六百多人，小車七部，救護靈車兩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處理得很好……
萊州藥材組 王仁康 70年2月3日夜」
當我仔細閱讀30年前楊醫生的同事寫的信，發黃的信箋令我思絮萬千……從此，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位中國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實，在每一個人的生活道路上，總有一些難忘的選擇，有時是幸福的選擇，有時卻是災難的選擇，也有人因為這樣的選擇而名留千古。有人說過：「生活與歷史的神秘性，總是通過某些個體和群體的特異遭遇，得到不可思議的凸現和表述，無論幸運還是災難，都要選中一些人，都要由這些被選擇者代表人類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為中國人的援外史，楊潤醫生正是這樣的承受者中的一員。
楊醫生的二兒子楊光葆現在是昆明市某國營公司的一位副總經理，他告訴我：「父親在越南萊州省犧牲後不久的1970年4月，我的大兒子就出世了，為了紀念我的父親，我將他取名為『楊萊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醫生，我心裏就會有一種莫名的的無邊無際的觸動。自從對楊醫生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與死亡，喜怒與哀樂有了一些瞭解，接觸到他們已經衰老的親人對他們的思念，這種感覺已經不是從我所處的生活環境中呈現出來，而是穿過一種歷史的空間，從我的內心滲透出來。
去看看他們吧
曾經，那些如同楊醫生一樣的烈士、前輩們居住過、奮鬥過，奉獻過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無論今天是離離衰草，還是綠樹成蔭，都不該讓人們忘記那些日子，忘記那些善良、無私的面容。
有許多次，總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風沐浴在我的臉上，然後在心裏讀一讀他們陌生的名字。看著他們身後寂靜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總有些悲傷的心情：森林作證，公路作證，他們曾經是那麼勤勞、那麼勇敢、那麼善良……那麼青春如花。為什麼就沒有再記得他們，或者來看看他們呢？這不是平凡的歷史，不該讓它往事如煙。中國人可以不停紀念那些在自己國土上被敵人殺死的人，卻似乎很難想起在異國他鄉捐軀的正義英雄。
由於弄不清楚越南人對1979年中越戰爭的看法，所以在採訪中我總是有意迴避這段歷史，但越南人卻不迴避，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向我提起它，因為它與烈士陵園產生了一些關係。
王窩村的村長名叫羅阿金，今年40歲的他在5年前接到縣政府的通知：今後他必須帶領全村群眾一起照顧好烈士陵園。
1969年中國軍隊完全離開王窩村後，烈士陵園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塊聖地，隨時有人主動義務去打掃、看護，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認真。儘管當地氣候炎熱，雜草長得飛快，但陵園總是干乾淨淨的。後來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園四周住了下來，把它緊緊圍在了村中間。
「但1979年2月你們中國軍隊再次打到我們這裡，就讓我們既害怕又奇怪，當時我們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們後來回家時，發現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爛了，烈士陵園的圍牆也炸倒了一些……中國軍隊當時沒有從10號公路上走，因為上面埋了許多地雷，他們是從對面的山上過去的，但我們相信他們在山上一定能看見、知道這個烈士陵園。」
1979年的戰爭曾經成為越南政府對烈士陵園態度轉變的分水嶺，以前一直十分關心，而後很少過問，只是提醒村民們不許去破壞。這樣的情況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為這一年越南政府與中國政府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我們村裡一直都在保護著烈士陵園，儘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們自己要管，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家門前的公路，這樣的恩情誰也不會忘記。」村長說。「對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們這裡來的中國軍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無論如何，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於是，儘管1979年後越南政府曾經不再管烈士陵園，但王窩的村民們明裡暗裡卻在管理著，他們不但修好了圍牆，還不斷地修補著每一年風雨侵蝕過的痕跡。
關於維護的經費來源，村長說：「以前政府幾乎沒有什麼錢給我們，我們只好通過讓村裡的民兵出去外面勞動等等辦法籌些錢，實在沒有錢時就在村裡號召讓大家湊。」
在烈士陵園前面，有一間異常破爛的茅草房，我看見裡面有幾張破舊的課桌和一塊黑板，村長說那是村裡的學校，由於越南國家太窮，沒有錢也沒有能力將它蓋好一些。
「這幾年，村裡有點錢都用在烈士陵園上了。」一位退休老師告訴我。當然，村裡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講了，而每天粗糙的飯菜和簡陋的衣服更證明著他們的貧窮。
2000年8月5日，因為我的到來和採訪，村長和村裡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興，他們全村人聽說我要給烈士陵園照相，並且要帶回中國去給烈士們的家屬看，所以他們都一大早就起來集中到了陵園裡打掃衛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儘管裡面並不是很髒很亂。
當我在村裡經過潮濕、悶熱的一夜煎熬起床後，上百人在粉紅色的朝陽中已經開始的辛勤勞動立刻感動了我。
「村長讓我們再打掃乾淨點，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讓他們在中國的親人不放心，那樣我們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對我說。
每次都是她為烈士們清洗碑上的污垢，讓烈士們名字清楚地表現出來，這樣的事她已經堅持了好些年，據說現年21歲的刀提遠是村裡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見戴著越南圓形草帽的刀提遠先用水從上至下淋濕墓碑，然後蹲著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塵，再用清水沖洗乾淨，一個接一個墳墓地洗著，後來28歲的李提多和22歲的刀提海也來幫助她 。
我相信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國，刊登在報刊上，主人翁無怨無悔的行為會令許多人感動，也會令許多人慚愧。
村裡有許多孩子，在我剛到達的時候，他們都成天圍著我十分頑皮，和我在中國見到的孩子沒有什麼區別。而今天在烈士陵園裡，當父母兄姐在打掃衛生時，他們都不再頑皮，或者幫助著幹一些輕鬆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靜地看著－－父母們或多或少一定都會告訴他們烈士陵園的故事和來歷。我看到一名安靜的越南小女孩在觀看父母勞動的時候，眼睛裡閃爍著一種善良而且激動的東西，那樣的眼神令我久久難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夠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沒有感受過的，於是我的心在猛然間激烈跳動。我知道在她長大一些之後，一定會毫無怨言地繼承父母們今天的工作，為這些中國軍人守墳掃墓。
端著照相機穿梭在忙碌勞動的越南村民中間，我漸漸覺出一種特別神聖的感受，那是什麼樣的感受呢？我覺得我無法描述，也許只有身臨其境，而且要有一點性格的人才能體會到。每個洗乾淨的墓碑上都有一個名字，我知道每一個名字都會埋藏著一段故事，或者說是一段歷史，比如中越友誼、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號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國後，如果見到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訴他們請他們放心，我們會像對待10號公路一樣好好對待他們的兒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們有空的時候像你一樣專程來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請我的翻譯告訴我。
2000年8月12日，在採訪結束後，心情萬分矛盾的我回到與封土縣接壤的雲南省金平縣金水河口岸，看見中國和越南的許多人在這裡自由地來往和貿易，我開始有了一種舒心的感覺。我當然永遠不會忘記那座烈士陵園，不會忘記10號公路，特別是王窩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