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北京市交通混亂的時候，每天都會發生幾百起小的交通事故，它們的解決辦法通常就像在中國達成每一樁交易一樣：協商解決。發生車禍的雙方會決定應該由哪一方負責，並盡量通過公平的補償費來解決事端，一般情況下是責任方當場支付。沒有警察，沒有記者，沒有文字材料，沒有保險公司，迅速解決交通事故。
因此，當我聽到汽車前車燈撞碎的那一瞬間，我估量著：我可以用汽車保險費來修理我們公司的車；至於那輛破舊的麵包車，我幾乎敢肯定它沒有投保，但它只是表面刮破了一點（雖然劃痕很長）。我真的不知道哪一方該負多少責任。這輛小公共汽車沒有打信號燈（我甚至不能確定，小公共是否有信號燈）就直衝到靠近人行道的路邊，去接一位乘客。但也可能是在我開出車道時略微快了些。
有一個外表邋遢的司機和售票員跳下麵包車，怒氣沖沖地向我的車門走來，我斷定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主動提出全額賠償他們的修車費用。給汽車塗點漆能花多少錢呢？我一向不善於討價還價，何況已經不能準時赴約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車首尾相接，停在路上，擋住了通往我孩子學校的車道。按照北京的交通法規，除非車禍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經濟賠償，或雙方對如何處理經濟損失達成一致，否則我們兩方的車根本就不能移動半步。
我寧願支付一些現金，以便盡快離開這裡。
我打開車門，說道：「不用著急，我願意承擔責任，賠償你們修車的費用。」
「免費午餐！」司機的眼睛發亮了。於是，售票員開始忙前忙後地查找劃痕，把他們那輛破舊的小麵包車以前就有的每一個凹痕都計算在內。當我們檢查車上那道長長的黑色劃痕時，司機吹起了口哨。他們堅持說，修理汽車的惟一辦法就是把麵包車的整個側面都換下來，大約得花2500元人民幣，也就是300美元左右，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在中國修理汽車實際要花多少錢，但2500元聽上去是數目不小的一筆錢，我身邊當然沒帶這麼多錢。
因此，我打電話給我們辦公室的司機，他帶了800元人民幣，即100美元－－－他說絕對是我們應該給他們的最高數，馬上趕到車禍現場進行調解。
與此同時，一小群老北京人圍在我們兩輛相撞的汽車周圍，各自評判著誰對誰錯。群眾的輿論都明顯支持我，但小公共汽車那一方仍然不願降低要求。
雖然售票員給我們買來可口可樂，表示友好，但我們仍然未能緩解雙方的緊張氣氛：我們不得不打112電話叫警察，讓法律系統來解決我們之間的爭端。
20分鐘後，一輛白色的拉達汽車響著警報器呼嘯而來，停在我們這條車道的旁邊。一個面帶怒氣的中年交警出現在我們面前。
「她會說中國話嗎？」他大聲地詢問周圍的人群，不過並沒有針對某一個人。「她有駕駛執照嗎？」
「我有。」我說道。這時他走過去檢查兩輛車的損傷情況。他圍著我的車慢慢兜了一個圈，又圍著那輛小公共汽車慢慢轉了一圈，然後回到我們中間。此時，我們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他的裁決。
他責備說：「你們為什麼不能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呢？損失其實並不嚴重。」
我們辦公室的司機主動替我說：「我們提出給他們800塊錢，但他們要2500塊。」
他對我說：「你願意付給他們800元？太多了。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會去修補這條劃痕。」
我聳了聳肩。
「好吧，拿著她的錢，趕緊走吧。你們已經佔便宜了。」他對小公共司機和售票員說道。
我的法律鬥爭很快就結束了：我把手中的一小疊錢遞給售票員。交警向他的警車走去。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啞口無言，心中期盼著交警至少會發表一次演講，問一些問題，或拿些表格讓我填。我懷疑地問道：「我能走了嗎？」交警揮了揮手，示意我離開。事故處理完了。事實上，如果以檔案記錄為準，則這次車禍甚至根本沒有發生。當我發動自己那輛前車燈撞壞了的汽車上路的時候，我心裏十分高興。在中國這個表面上開始實行「法治」的國家裡，人們能迅速而有效地得到公正的待遇，事實證明我在車禍事故中是無辜的，並獲得了最終勝利。
然而，當我開車回去工作的時候，我的勝利開始染上一層疑慮和懊悔情緒：這個警察－－－我的法官和評判－－－他是誰，他對修理汽車或我們這次車禍真正瞭解多少？他根本沒問我們車禍是如何發生的，或者是否有其他人親眼目睹了我們發生車禍的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