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

和「只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的慣常做法如出一轍，這次中國成功加入WTO是一次政府獨斷行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中國普通民眾除了袖手旁觀充當看客，國家入關於己是禍是福只能看你的職業身份或任由命運主宰了。持這種看法有一個關鍵的事實佐證：中國申請加入WTO這樣一個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別說事前搞搞全民公決這種奢華的表演秀，連遞交全國人大討論這塊橡皮圖章也被閑置棄用！一場關乎全中國人生家性命的經濟婚姻，就這樣當仁不讓地由中國政府獨自替我們做主了。
我並不否認，除了挑戰嚴竣，入關會給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商機和活力，這是中國步入世界經濟強國，融入世界經濟潮流的必由之路。正如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看好的那樣，入關後不僅中國的宏觀經濟長足發展有了廣闊的國際拓展空間和制度保障，中國普通百姓也將獲得許許多多看得見的實惠。這體現在購物消費有了更大選擇餘地；一些外語、金融、保險、會計、律師、醫療、計算機等等方面的人才保守地估計會增加一千五百萬個高薪就業機會。
但是，入關帶來的歡欣喜悅並非天上掉餡餅，餡餅的費用是以另一部分人承受痛苦甚至遭遇毀滅性災難為代價的。假如你命運不濟，生就成了一個農民，那麼，也許你就有幸成為一千二百萬個破產失業農民中的一員。這一點，連朱容樭也憂心如焚溢於言表。
可以這樣說，入關將引發中國社會這樣一個深刻變數：一個有著堅強經濟實力的「洋務」白領中產階級將崛起；另一方面，許多農民將在現代化農業種植技術的競爭中出局，淪為赤貧人口。
面對中國社會的這種發展前景，一種悖論在我心頭由然而生：為什麼每次中國社會的變革發展，總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呢？
自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工農經濟就存在「剪刀差」。不過，由於當時的社會關係主要著眼於意識形態爭端，經濟發展不僅被壓制，「越窮越光榮」反為主流。加之當時的工業基礎薄弱，與農業經濟同樣「一窮二白」，是謂「大哥莫說二哥，麻子都一樣多」！經濟利益問題被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掩蓋了，這個時代更注重的是形式上的政治地位。也正是因為這種政治地位只是形具，它的高低對經濟利益沒有截然補益，所以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並沒有因為「解放」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翻身，仍然是中國的赤貧階級；相反，政治地位相對低下的「知識份子」卻因其於當政者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特性，經濟水平雖仍低下，但有一些穩定保障。這也使這個時代出現了許多讓後人啼笑皆非的怪趣現象：有「產」的「知識份子」總是低眉作踐自己削尖腦殼只求躋身進無「產」的「貧下中農」陣營。
無疑，改革開放之初，部分農民是受益者。但這也不過是將「倒懸」解成「正懸」，從死亡線上掙扎被拉回到溫飽線上掙扎罷了。況且，這種微微有些甜蜜的歲月是短暫的。「人民公社」消亡造成的集權暫時削弱帶給農民的喘息機會須臾便被縣鄉村的政權機構補替加強。在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關從意識形態爭鬥抽身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工業生產、國防建設、科技研發、文教衛生等等事業發展的資金缺口，都在以犧牲本已捉襟見肘的農業投入和從失去僅理論上曾有過的政治地位，沒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農民身上上找齊。「剪刀差」非但沒有合攏，距離仍在無情拉大。加之縣鄉村各級政權機構日益龐大臃腫的吃「皇糧」隊伍發明的五花八門、敲髓吸骨的「亂收費」、「亂攤派」之風逾演逾烈，不堪重負的農民群體終於淪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重農抑商」是封建統治者一貫的治國策略；「只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集權統治者駕馭民眾的必具法寶。這些歷史的因素給我們造就了一大批無知無識的農民群體。在我們向現代化工業轉型的今天，這無疑是一個沈重的包袱。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全中國人都是平等公民的理念去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多一些人文關懷，卻總是將這個包袱要麼當著政治籌碼，要麼棄之如蔽履呢？
我們可以在入關談判桌上為只涉及幾百萬人口的汽車工業保護條款據理力爭，甚至以不入關要挾，讓入關談判久拖不決幾起幾落；而在波及十幾億人口，最弱勢、最需要生存保護的農業問題上卻無所作為、輕易言敗。我們的政府打心眼裡把農民利益擺在什麼位置上的呢？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有無答案或者根本就是杞人憂天，但可以想像，入關後的中國面臨數以千萬計、甚至是億萬計的失去生計的農民流離失所在中國各個角落，所帶來的社會振蕩和社會壓力將使中國社會結構突發什麼變故。有這麼一天，應該是中國政府忽視農民利益，在重大決策上缺乏充分準備和前瞻性自釀的苦果。不過，這苦果得由每一個中國人去慢咽細品。
也許沒有人去深究理會這一切，因為真正的農民已視生活苦難習以為常，麻木得只剩下沉默；而作為既得利益的我們，更習慣於在農民這頭溫順的綿羊身上肆無忌憚的掠奪羊毛，誰管它痛不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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