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見了「有限現代化」的開襠褲，一個從郡縣設立時代就有的舊衣物。我們有話要說。我們必須說話。我們不否認我們的「農民情結」.「懷鄉」是一種宗教情感，因此我不想為之尋找「純粹理性」上的理由。即使一定要在「理論理性」上予以辯護，那麼這種情結並不牴觸「現代性」，毋寧說它是對偽現代性的重新審視。我們不想學盧梭用四條腿爬回原始的家園，我們期望尋找站起來的農民如何告別物質貧困和精神匱乏－我們尤其想解釋這種生存狀況的鄉土以外的根源。
我們的答案是：建立起點公正。
而建立起點公正的途徑是：給農民自由。
這就是我的「自由先於公正」的理論，或「自由是最大的公正」的理論。不要「重視農業」，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對農業的「重視」一直是農業的災難。一個司空見慣的指責是：農民素質太低，因此不能給農民自由。素質論完全是低級專制主義特有的歧視性的、純主觀的概念，只有最卑賤的「素質」的人才熱衷於這個概念，因為只有在將他人強迫想像為低人一等的時候，他才能「顯得」高人一等。反駁這個臭名昭著的「理論」可以寫幾本專著，但我們在這裡僅僅提出這樣的反駁就足夠了：既然今天的農民無力自治，那麼50年前以及50年來的「農民」何以治人？難道素質是這樣化分的嗎：手裡有槍的農民,一定比手裡那鋤頭的農民素質要高？根據常識我們知道，顯然治人比自治需要更高的素質，如果不是一樣的素質的話。歷史也不斷證明，有槍的農民「治人」能夠產生嚴重後果。農民對農民的專政結果必然是國家農奴制或超級奴隸制的誕生。1949年以後，鄉土中國第一次在政治上全面進入了「強制現代化」進程，但這一過程並未伴隨「身份制」的「結構轉型」。意識形態的熱情控制了農民政府在農村的經濟政策，這導致了農村經濟在浪漫主義的起落中於1978年回到出發點，其最大的遺產是強化了二元社會結構。同時，傳統鄉村文化符號和意識形態符號之間的巨大斷裂強化了農業政治文化的生存機會主義特徵。
農民在經典理論中注定了他的命運。追溯馬克思對工業社會裏各階級的分析，我們發現了他對農民階級的政治蔑視。他認為農民是反社會進步（「社會化的生產」）的保守力量，這種教條必然使後繼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運動成為農民的一場災難。按馬克思的意見，農民即使不是反動的階級至多也只能在一定時期（如革命時期）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並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與專政。後來這種觀點被寫進國家的憲法裡。《共產黨宣言》宣布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對立的消失。馬克思進一步解釋說：「當我們掌握了國家的時候，我們決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無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樣。我們對小農的義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為此提供幫助。當然，到那時，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使小農懂得他們本來現在就應該明瞭的這種轉變的一切好處。」然而，由於社會主義在農業社會取得了勝利－－也許它只有在農業社會才能取得勝利－－新生的農民國家而唯一「足夠的手段」就是以「兄長」的名義依靠強制力量剝奪自己的「兄弟」。這時候，最有力量的不是「土豪」，而是「國家」，不是城市國家，而是農民國家。
中國農民在「集體化」和「工業化」的運動中，長期看來，是人類「有農民」以來最無助的「農民」。「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沈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消或減輕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瞭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沈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著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61）。當第一個農業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剛剛建立的時候，就在社會主義理論中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國家落後，即使在最佳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完全實現也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如果共產黨政府繼續掌握政權的話，那麼它也許會越來越多地喪失其社會主義的性質；「特米多爾式蛻化」也可能使社會在不公開破壞政治連貫性的情況下發生，蘇維埃在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實現的條件下只能通過非社會主義的措施來保護政權。這種「非社會主義」的措施就是剝奪農民；對農民的粗暴的剝奪是在建立在工業文明的遠大理想下進行的。
關於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暴行已經得到了很多披露，21世紀的人類將很難理解一種主義能導致的如此瘋狂的悲劇。斯大林為此在克里姆林宮消滅了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宮之外從肉體上消滅了「富農並讓更多的農民流離失所。接下來發生的是30年代的大飢荒和國家經濟的嚴重破壞。
中國共產黨同農民有著更為密切的血緣關係。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革命更接近一場農民革命，黨的幹部大多來自農民家庭。建設了十年社會主義後，彭德懷重返老家看到「父老鄉親」仍在「吃糠咽菜」，他的流淚是真誠的。但是由於不懂經濟和對理想的迷信以及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更為迫切的狂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農民的順從習慣以及小農經濟的軟弱性和「力量崇拜」，使中國的農業改造運動更加廣泛和影響深遠。毛顯然對農業集體化存有顧慮，我們可以把他對梁漱溟的無理攻擊看作一種自我攻擊或心理安慰。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有理由認為，集體化與其說是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不如說是出於「經濟人」的物質利益的需要。如果官僚同樣具有經濟人的自利性需求，那麼杜讚奇先生就沒有必要為「國民政府」在鄉村的官僚主義努力的失敗而惋惜。前景並不美妙。改造「小農經濟」至少有以下兩個現實的原因：第一，「唯生產關係論」。這在哲學上實際是「瘋狂的自負」（哈耶克），以為人類可以通過對經濟制度自上而下的「設計」實現社會進步。第二，更為重要的理由可能是，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都發生了所有權的轉移，便於建立農民新政權的「資源佔用制」，實現他們對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控制從而取得「革命回報」。此外，產權單一化便於將政治成本降到最低，並能夠順利地貫徹「社會理想」。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無疑實現了農民政權在農村的「產權單一化」。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發現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消滅階級差別的名義建立新的特權階級。而這個「新階級」以意識形態藉口淹沒了他們追求財富的經濟動機。對農民的徵收一般採用兩種辦法：一是所有權徵收：通過農業的「集體化」以終結農民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二是勞動成果的轉移支付：通過行政手段或國家經濟政策在工農之間的傾斜進行有利於工業的資源再分配，如通過產品價格剪刀差或高稅收等手段，將農村財富積累起來「投資於城市的工業建設」，當然最重要的用途首先是確保「國家」對這些財富的「使用權」。
有人統計，除開稅收，「30年來在價格剪刀差形式內隱藏農民總貢獻達8000億元」（《十字路口的抉擇》p.46）。甚至在1990-1992年，農業通過剪刀差被轉移出去的利益價值達3966億元，是1981-1993年13年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總支出的2660.69億元的1.49倍。由於「管理投資」必然導致的城市經濟效益下降，不能追補農村的損失，造成農民的普遍貧困，從而又引起工業後繼乏力。這個過程也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工業化使農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而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結構失衡與社會不平等。在一個農業的國裡，這個過程還意味著，大多數居民生活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神話所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中。
集體化意味著一無所有的農民淪為「遊民」（施蒂納）。農民成為廉價甚至無價的雇佣勞動者，其經濟存在特徵往往使敏感的學者想到奴隸的命運：一無所有、對「大義名份」等偶像的人身依附、束縛在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而無任何人身自由（這一點比古代奴隸的命運還要悲慘）、不等價的僅夠口維持生存的勞動所得、在政治上是二等公民等等。如果說在古代奴隸制社會，通過奴隸市場奴隸還存在找到有人格特徵的主人的話，而現代的農奴永遠只能擁有一個非人格的主人：國家。現代農民的命運因此表現為絕對貧困和普遍貧困。首先是城鄉差別。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同盟者。八個農民的選舉權相當於一個工人的「選舉權」。歷史上自由－民主主義曾經反對過按財富多少而享有不同的選舉權或政治參與權這種不平等，也相繼反對過因種族和性別不同而在政治上的歧視，而今天，將面對因產業不同（這種不同一方面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又是現實的強制的結果）而產生的政治不平等，這是一種自由主義和奴隸主義的荒誕的對話。
農民生活的貧困。集體化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工業化又把農村生產資金和消費資金轉移到城市。生產力停滯不前，落後的生產工具得不到更新，傳統的牲畜和西漢時期的鐵梨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仍然是主要的工具。此外，長期以來，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現金收入，這與他們對「國家」的巨大犧牲形成鮮明對比。農民收入是在年終完成國家規定的各項交售義務後以實物和現款一次性支付的。由於集體農業生產率低，加上自然因素的影響，農民的收入既不穩定，也很難解決基本生活之需。為了生計，許多農民不得不到當地工廠或城裡去做臨時工或者借債。面對中國農村的落後與貧困，哪些自我拔高的「知識經濟」的演說者們應該閉嘴。
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計畫經濟的「優越性」與農民有什麼關係呢？比如，勞動保險與農民是沒有關係的。由於可以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