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悲涼的才訪，耳聞目睹了每個中國人都不願看到的事實：中國科技隊伍出現斷層。
我奔走於中國中觀村的大街小巷，為的是完成對中科院系統以及幾所高校科學家生存壯態，乃至中國科技隊伍現狀的採訪。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王龍先生痛心地說：「我們這裡留不住人啊！每年的研究生一畢業，所裡和我們都想盡力留住他們，可沒辦法，這裡的條件差些。
按慣例我們的設備應該是每5年更新一次，可現有的這套設備已用了整整十年，還得繼續用。經費是年年缺，而且常常是用了今年的經費，明年的經費能否有，有多少，心裏沒底。至於待遇，我們這裡還算好，在讀的博士每月能拿600元，碩士拿500元，在中關村這一帶科研所中據說還排第二位，畢業留下來每人還能漲200元。但總的來說，這樣的收入放到社會上去比都太低了，所以學生一畢業都想走。也不能怪他們，因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啊。這不，我這當導師的，還不得不給這些想出國的學生寫介紹信。」據他介紹，十幾年來他陪養的十給個博士，碩士幾乎都全出了國，且出去後一般都改了行，去搞計算機或電子研究。在物理研究所電漿體研究室不到30人的研究人員中除了一位不到35歲的博士，其餘大部分副研究員，正研究員都已五六十歲了。斷層？斷層？斷層。。。我跑到物理所，植物所，地質所，力學所，「斷層」這不祥的聲音幾乎時刻在耳邊轟鳴。據首都高校師資管理研究會1996對北京11所高校統計，1689名博士生導師和碩士生導師中，年齡在56歲以上者分別佔88%和46%。北京大學425名博士生導師的平均年齡已達62歲，29位中科院院士的平均年齡已達70歲。這項調查的結論說：在許多高校，高水平的學術帶頭人和骨幹教師相當緊缺，有陪養前途的優秀青年教師太少，全面「街班」的問題十分嚴峻。
* 中國的名牌大學在為誰陪養人才？國有資產的最大流失是人才。。中國科技隊伍出現斷層，首先要歸於「文革」少陪養了一代人。「文革」結束後，中國奮起直追，陪養了一大批年輕的科技人才。眼看斷層就要彌合，誰料人才流失的狂潮，又一次擴大了斷層。談及此事，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主任甘子釗感慨不已。北大物理系向來是全國最優秀學生最嚮往的地方，單科成績最高的考生一般都上北大物理系。遺憾的是，自「文革」恢復高考以來培養出來的學生，物理系按成績排列前三分之一都出了國，僅在美國就有500餘人。近幾年流到外資企業的更是數不勝數。 甘先生說：「所以我們有時戲稱北大是在為國外辦大學，是為別人辦的。現在大家都在說國有資產流失，要我說人才流失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流失！目前就北大物理系而言，無論是科研還是教學，主要都是靠50歲以上的人撐著。按理說像北大物理系這樣的地方，我們要人應該是百裡挑一，可現在每年學生一畢業，極少主動要求留校的。」
堂堂的北大物理系尚是如此，那麼推而廣之，整個北大，整個北京乃至全國，這些年陪養的科技人才到底流失了多少？據1997年一月國家教委公布的數字：80年代以來，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突破27萬，然而，27萬人員中只有9萬餘人學成歸國。人才流失觸目驚心。出國的多數是留在國外了。而沒有出國的，也正以各種渠道流向在華的外資企業，因為那裡有著高薪的誘惑。除了一畢業直奔外企的學生，其它在國內各單位服務的人才，不多久也都經不住外企的誘惑。出國的已經出去了，而種種現象表明：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爭先恐後地到中國高校搶高材生，成了高校長鳴不止的警報。 據不完全統計，在清華的近百種獎學金中，外企公司設立的佔了一半，且數額相當高，所有這些外企獎學金的數目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採取「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讓優秀畢業生畢業後到自己的企業來。所以有人戲稱：外企在中國名牌高校搞起了「希望工程」！不言而喻，外企的「希望工程」無疑使中國的科技隊伍雪上加霜！假若中國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都出國或進外企了，中國未來的科學事業誰來繼承？
* 兩為年輕博士生的嘆息，為斷層現象做了一隻註腳。人，只有雄心是不夠的。
甘子釗先生憂心忡忡地談到人才流失問題：「待遇過低是主要原因一。以我系為例，1950年以後出生的33位教師中22位有博士學位。這些中青年在教學科研中起著重要得作用。但是，他們平均每月從國家和學校領到的工資收入僅為516.8元，低於北京市職工的平均收入。前不久，從法國回來的俞大鵬教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他這一走，原來進行的兩項很有意義並可能在近期出成果的項目只能停，俞大鵬走的時候，心裏很難過。。。」 在北大現代物理中心的實驗室裡，郭衛和我相對而坐。他1957年出生，1088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和加拿大從事研究和教學。1995年回國在北大物理系任副教授。郭衛24歲出國，在海外生活了14年。原本他可以留在那兒的因為拿到博士頭銜後，他擁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35歲那年，他回國結婚，把一位漂亮的電影演員帶到了美國。當他吐露出回國的心願，妻子便和他發生了爭執。兩人不得不離了婚。
郭衛遞給我一張工資條-- 編號:57233,姓名:郭衛,性別:男,國檔:275.00,加津:325.00,補貼:48.50，上月餘:3.28,房租:59.50,水電:10.00,離退保:6.50,會費:1.38,天線:13.00,房基金:25.00,本月存:6.40,補房基:25.00,應發數:376.78,實發數230.00。郭衛說，這實發數就是他每月領到的工資。此外，系裡通過科技開發，科研提成，有償服務等等多方籌款，每人每月不到200元的津貼；但要在年中，年終各發1000元。所以，每月他得靠這工資條上實發的230元生活。郭衛傷心的說：「這點錢我沒法生活，回國後只能靠國外的親友接濟。說實在的我現在完全憑著對專業的執著在這裡支撐著。北大物理系的大旗一定不能倒。這就像核研究一樣，因為世界還存在各種威脅，所以他必需存在才能消彌外來威脅。北大與圓明園近在chi尺，我們不要忘了，八國聯軍為何要焚燒圓明園？」
一樣感到煩惱和尷尬的是比郭衛小一歲，同在北大物理系當副教授的成澤。成澤是武漢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直至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在武漢華中理工大學任教。1993年去以色列工作，1995年底到北大任教。在以色列短短兩年時間，這為中國博士竟連續在世界物理最高雜誌，美國的「物理評論快報」和「物理評論」上發表十篇論文。他的傑出才能令外國同行飆目相看，他的導師極力挽留他，英國，義大利的同行也誠邀他前去做博士後，可他都婉言謝絕了但回國後成澤感到很不適應。由於科研經費不足，他回來後難有條件繼續他在以色列時正勁的風頭，難以不斷寫出併發表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一年的時間裏他只寫了兩篇半論文。
在以色列時他的年薪是3萬美元，而在北大每月的工資實收入是300元。說起他的事業，成澤很激憤:「我算看透了，現在做學問花不來，收入低不說，還損身體，短命。科研的競爭太激烈了，想出成果，誰都得拿生命去拼博。你沒看中關村地區高級知識份子的平均壽命才57歲？我來北大也就一年多時間，可在校園裡已看到過幾則四五十歲的副教授，教授英年早逝的佈告。我何必拿自己生命去當賭注？我現在變得實惠了，是環境改變了我。在國外我的學術是一流的，外國同行見到我都要主動打招呼。可現在誰理你？要老婆沒老婆要錢沒錢，這日子沒法過了！」
* 投入固然不夠，但是中國科技難出人才，難留人才，豈一個「錢」
字了得？每逢人大政協開會，科學家們和各界有識之士都不斷呼籲增大科研投入。的確，投入不足，使科技人員的工作和生活中陷入困境，制約了中國科技水平的提高。然而，使年老和年輕的科學家們一再嘆息的，僅僅是一個"錢"字嗎？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科技界基本延襲了前蘇聯的科技體制，形成了獨力研究所和高校兩大基本隊伍科研基構規模龐大，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存在著多頭管理，協調不靈等弊端。機構的重複建設，研究方向，任務的雷同，造成了科研課題重複，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切片，面面俱到，人人有份。入礦產資源勘探，地礦部有16個研究所，治金，有色金屬，煤炭，石油等部委也有10多個同類的研究所。而在海洋科學研究領域，僅山東沿海就集中了從中央到省市研究海洋的研究所達27個之多。在人員結構方面，中國科研院所的在職人員中，科研，工程師僅佔50%，大量的行政，服務人員被國家的皇糧養著，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到科研上而是用於"養人"上。按中國人口的絕對數看，中國科技人員是奇缺的。可是從具體的科研單位，尤其是一些大院大所來看，科技單位人浮於事的現象又相當普遍。問題還不止於此，由於體制的原因，就像全國眾多的科研單位一樣，每個科研單位內部的科室或課題組也各自形成了「小而全」的封閉體系，條快分割使得各自的實驗室，實驗設備出現了從復購置從而造成了科研經費的另一種浪費。由於科研經費的緊缺，科研人員工資收入偏低，使得科研部門都在無奈中不得不想方設法創收。但說到創收，科學家們都持有異議。尤其是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其特殊性決定了它難以在以效益為標準的市場中尋找創收的途徑。異議歸異議，創收還得進行，因為你不創收，就只能受窮。於是，在許多科研單位，規定科學家每年必需向所在單位繳鈉一定的款項(俗稱人頭費，約相當於本人全年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的總合)才能上崗從事研究工作。按現行的科研機制運行和管理體制，即使國家增大了投入，也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甘子釗先生說:"照此體制運行下去，10年後北大物理系的科研水平沒有了，安樂死!"
採訪半年後，我才完成此文，收筆之際，內心不由惦記起採訪過的那些科學家，想看看半年來他們的生活狀況是否有所改善，有所變化，於是便打了幾個電話。甘子釗仍舊健談。郭衛的心以趨於平和，他說他的月收入以增加了150元，是學校給教師增加的補貼。物理所的王龍仍宦褳縫犢蒲邢釒俊Ｖ皇欽也壞匠稍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