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子人民共和國

在2001年三月舉行的中國人大代表會議中，有一份不被人注意的人大代表提議。這份提議呼籲中國政府進一步努力在中國經濟中建立「信任」。人大代表陸關秋(譯音)是杭州萬祥汽車零配件製造集團的總裁，也是中國鄉鎮企業聯合會的主席。他在提議中寫道：廣泛存在的詐騙、盜版、逃債、逃稅和欺騙消費者的行為已經把我國經濟的社會信用帶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份提議顯得有些深奧。但是對陸關秋和其他許多商人來說，中國經濟中信用變得越來越缺乏，已經到了危機的地步。陸關秋說：「我已被騙過幾十次了，我們公司也損失了幾億人民幣。現在我跑到全國講這個問題，人們的反映很強烈。」陸關秋可以舉出被別人剽竊產品或者是被下面的承包商騙錢後溜掉的事例。

高層官員對各種形式的欺騙的焦慮顯示出人人都有的害怕：中國的經濟正在逐漸被不誠實所窒息。不管是騙稅、偽造、詐騙，還是其它形式的欺騙行為，商人們和官員們都說這種現象以經達到了「場面宏大」的比例。官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商業合同中有一半以上是帶有某種欺騙性的，三分之二的國營企業偽造帳務。

經濟學家說，因為與欺騙有關的直接經濟損失和欺騙所導致的更昂貴的交易費用已經在迫使經濟發展遲緩。國內企業和消費者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外國企業也不是有免疫能力的並且面對一個兩難的問題：要麼停留在中國市場之外失去機會，要麼冒險進入後被騙錢。例如，微軟公司儘管有主宰市場的地位卻承認他們在中國輸錢。因為他們被迫按低價賣自己的產品去和盜版商對抗。

北京對這些抱怨在2001年4月採取了一輪新的鬥爭來整治它稱為「經濟混亂」的現象。但是分析家說需要引進新的機構--獨立的生產監察部門和反腐敗機構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商業決策顧問們警告那些排著隊等著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進入中國的外國公司準備好和遍佈一切的虛假和欺騙打交道。

「太多古怪的事情在這裡發生。你找到一個當地的合作人，但是四個月後他卻把你的生意轉給他的兄弟。」派屈克 諾而登，上海O'Melveny & Myers的律師夥伴這樣講道。他還說，應有的徹底勤奮，細心規劃好的合同和現場管理是外國公司的常用保護傘。他還說，和政府官員培養關係非常重要。這樣，在公司被騙時這些關係能
幫忙。同樣，精深的行業內部消息也很重要。「這樣你知道誰在對誰幹些什麼。」

請思考一下中國經濟欺騙的程度。所有的數據都來自於最近官方公開的資料：

* 中國40億項簽署的合同中50%是某種程度上是欺騙性的。

* 中國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3%到17%被腐敗吞噬。

* 逃稅總額佔私營企業應該上交稅的50%，而每年因逃稅總共損失1000億人民幣(120億美元)。

* 全中國所有產品的40%是假貨和不合格產品，這導致每年2000億人民幣的損失。

* 三分之二的最大的國營企業偽造賬戶。

* 中國地下經濟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0%。(獨立評估說實際上兩倍於這個數字)。

* 結構和規劃項目的開銷中15%至20%損失在行賄、欺騙和劣質工作上。

中國政府並不抵賴這些問題。它在2001年4月的整治中說：「市場上充滿了假冒偽劣產品，騙稅還在繼續，商業欺詐和債務抵賴變得越來越嚴重，造假的財務報告非常普遍。這些問題是令人震驚的，它們不僅影響了國家經濟的健康運轉，而且導致了公共道德的下滑和破壞了國家的信譽。」

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中廣泛流傳的欺騙是對北京進行的改革過程的指控。北京的教條是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但是最大的後果就是缺乏監督機構來保證經濟環境中的公平。「價格水房古柏」公司的顧問使用一種指數來衡量商業在五個領域中面對的問題：官僚主義、法制系統、經濟政策、核算標準、規章調節。中國在調查了的35個國家中排列最差，得了100分中的87分(分數越高越差)。亞洲國家中的新加坡得29分，泰國得67分。

另一些人指出，中國的統治集團在共產主義破滅後失去了對人民的道德領導。那就意味著欺騙常常被認為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中國最出名的商人牟其中，直到他在7千5百萬美元的銀行詐騙案案發被判無期徒刑時，都驕傲地稱自己是「大騙子」。

許多人仍抱怨記憶尤新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朋友們和親人反目成仇，消耗盡了一個社會的資本，或者說人們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的能力。而這種相互信任的合作恰恰是成功的市場經濟的最關鍵的因素。然而，重建社會的努力被中國官方嚴格的控制所阻擾。中國禁止非政府控制的社會組織，包括獨立的商業聯合會。

北京對這種危機的反應一直是呼籲遵守道德，和反覆的嚴打似的威脅。許多人因為買賣有毒的大米或者從銀行詐騙投資而被槍斃。2001年4月開始的新一輪努力仍然靠的是文革式的「嚴打」和「嚴懲」，也伴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根和枝

中共黨的喉舌「求真」在去年5月說：「不管這些人在以前做過什麼，立過什麼功，或者和什麼樣的人有關係，他們必須被全面徹底的調查，所有的根和枝必須被毫不留情地摧毀掉。」但是許多人認為文革式的鬥爭是不夠的。北京需要進行制度上的改變才能解決這一問題。責任感，法制和透明度會被更強更有權力的機構包括國家審計員和法院改進。放鬆對社會團體，如媒體、商業團體的限制將提供一種根本上的支持。而現在，這些都是被嚴格限制的。

像直言不諱的經濟學家何清漣這樣的批評者評論道，問題不會自己癒合，而只會變得越來越壞。因為高層的政治不改變就不會在最高層有責任制。她說只有那時社會才會建立一套自我監察的商業倫理體系。而當前的情勢下，你可以干任何事並且逃脫，所以大多數人都這麼幹。萬祥的陸關秋同意這種說法：「政治改革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辦法。」對陸關秋來說這意味著在自我保護的地方政府中支持商業稅務管理員和給予法院更多的獨立性。中共是否需要高層的變革來達到這一目的仍然是值得爭議的。但是沒有人不承認腐敗正在嚴重地創傷亞洲最快增長的經濟。

中央黨校的學者們在一本書中說：「欺騙和詐錢、走私、逃稅、假貨和其它事件增加了很多，而且金額越來越大。未來危險的後果變得越來越嚴重。這直接影響到改革的成功與失敗。」

遠東經濟評論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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