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身處經濟改革漩渦的中國百姓，對此卻有著另外一番感受。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總是會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帶動就業率的上升。而我們的情況洽洽相反，經濟高增長帶來的是一批工廠倒閉，大批職工下崗，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同期彪升，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將近七成，國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三農」的狀況如何。這些年我國經濟一直在高速軌道上運行，而「三農」這一大塊卻少有起色，很大一部分農村尤其是西部農村更陷入了空前困境，部分農村實際已經破產，這種情況似乎也不太正常。
社會治安狀況不良，一直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雖連年「嚴打」看來一陣緊似一陣，但卻收效甚微。治安不良是社會矛盾激化的一種表現，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不是人民的安居樂業，不是社會的安寧穩定，這在邏輯上也講不通。
還有一個官場腐敗問題，些年反腐鬥爭屢獲戰果，照理說，殺也殺了，關也關了，工資也長了，經濟又欣欣向榮，貪官們也該歇歇手了，其實不然，腐敗漫延的勢頭至今未見逆轉。原因固然複雜，但有一點不應忽視，那就是很長時間以來官場上迷漫的末世心態。當官的比百姓更清楚國家軀體的病症所在，對前景更加缺乏信心。所謂「五十九歲現象」、「有權不用過時作費」，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所以，有條件的都爭先恐後抓住一切機會大撈特撈，有錢往國外存，爭著搶著送子女出國，給自己留條後路。有資料披露，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內流失到境外的資金，幾乎相當於同期引進的外資。「風景這邊獨好」其實不過是一句空話。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拉動內需，被看成是近年來驅動經濟高增長的兩大法寶，但收效遠沒有預期的好。連年的赤字財政，不斷的高額舉債，大把大把花錢，好像個闊少爺，面臨的風險是不言自明的。有位企業家說過︰「借錢可以住高級賓館，但不能至富。」過去我們曾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而自豪，現在卻是債臺高筑，老百姓心裏能不打鼓？這屆政府可以大筆舉債大把花錢，下屆政府又該怎麼辦。經濟學家們一再向人們擔保，國債雖多但仍在安全線內。這話得看怎麼說，財政的高投入如能帶動民間投資與消費增長，解決經濟結構上供大於求的矛盾，當然很好。
但眼下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央財政一直在孤軍奮戰，獨立支撐著經濟高增長的大局，這種狀況顯然不能持久。有人主張由地方來分擔中央財政的風險，豈知大多數地方財政早已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負債纍纍，全國僅鄉鎮一級財政欠債就達2000億元以上。這也正是許多地方置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三申五令於不顧，繼續加重對農民盤剝，農村費稅改革難以推行的原因所在。
市場疲軟需求不振一直是我們心中的痛，經濟學家們滿世界找藥方，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刺激需求增長的問題。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老百姓手裡缺錢。這些年政府和經濟界以極大熱情來推動私人住房和家庭轎車消費，但那只是少數富裕階層的事情，佔絕大多數的貧困階層只能望屋興嘆望車興嘆。不要說在廣大貧困農村，由於工廠破產倒閉和社會保障缺位，城市裡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已經出現，有一半人看不起病，歷史上曾經消失過的「貧民窟」、「棚戶區」、「城中村」又回到了現實生活之中，在現代化和超現代化的華麗表面下，掩蓋著多少黑暗、野蠻、無奈和仇恨。這樣的經濟高速增長，如果不是數字失真，那肯定是政策出了問題。
國有企業長期大面積的低效益、高虧損，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改革開放以來，多種經濟成分興起，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但國企這一大塊仍然缺乏活力，成了國家社會的一個沈重包袱。本屆政府上臺時，曾立下宏願，要打一場國企改革攻堅戰，實現三年脫困。官方公布的材料顯示，這一目標己如期達到，國企總體上已扭虧為盈。人們完全有理由期盼，佔有全國2/3以上資源的國企從此可以重振雄風，帶領國民經濟騰飛了。
但實際情況並不像人們所期盼的那麼美妙。
首先，國企脫困的代價十分高昂。三年間，政府為「脫貧解困」攻堅戰支付的成本，大概相當於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期間實現的全部淨利潤的8倍，按賬面資產能買下約一半國有企業，未來還必須付出的花費更難以計算。
其次，國企的病症好似一個白血病患者，現在病情能緩下來主要是靠大量輸血（包括財政補貼、上市圈錢、減員減負、債務轉移即債轉股等等），而企業內在的生機卻遠沒有成長起來，要求國有企業這支龐大的國防軍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力軍作用，恐怕還為時過早。
再次，大多數國企貌似強大，主要得益於國家對其壟斷地位的保護，中國加入WTO以後其壟斷地位必然受到衝擊，一旦走到世界舞台上參與競爭，有幾個能活得下來還很難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龐大的國有企業過去是將來也仍然是振興經濟的基石和希望所在。而國有企業目前這種外大內空、外強內虛的狀況，誰還敢相信那種「一枝獨秀」的夢囈？
落後不可怕，貧窮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認、不敢正視甚至有意去掩蓋它。應該是把實情告訴人民的時候了。古人云「憂患興國，多難興邦」，意識形態的大老爺們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懂，何來正確的輿論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