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作家一般離官方意識形態較遠，多少還保持了一點自由的思維能力。從個人來說，八十年代初對大興安嶺的採訪使我受到極大震動，其後，在小說《老井》和《神樹》中，人與基本生存環境的主題都得到強烈的表現。當然，文學有自身之規律，不可能成為社會問題的圖解，於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髮生了作用。九十年代初流亡到海外，信息自由不僅打開了我的眼界，還打碎了在封閉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我終於驚奇地發現，在遙遠自由的空間裡，才可能更加切近地瞭解中國。只是在這時，對祖國生態環境災難的關切才變成想寫點什麼的可能。
最終的促成是劉賓雁先生：他慷慨地把自己長期收集的剪報送給了我，這批資料遂成為我研究的起點。爾後，我又在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開始進入寫作。
事情遠比我當初預想的困難得多。
首先是基本狀況不清，許多官方數字疑點重重。比如，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水土流失趨勢減緩，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為1萬多平方公里，比起四十年來年均新增流失面積5.35萬平方公里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的事實是，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一致承認水土流失治理不力，"治理趕不上破壞"。
那麼，水土流失趨緩的現象意味著什麼？經反覆思考計算，結論令人震驚：中國水土流失在面積上已經達到超飽和狀態，所有能夠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原來，隱藏在一個好消息背後的竟然是這樣一個可怕的秘密。
這種壞的"好消息"還有一些，比如黃河輸沙於七十年代開始趨緩。一認真研究，發現這竟然主要緣於降雨量的減少。也就是說，黃河流域水土流失之趨於好轉或穩定，主要是因為已開始進入以降雨量減少為標誌的荒漠化頂級階段。
此外，如森林覆蓋率13%、土地沙化速度年均2460平方公里等一批基本數字，都是抄來抄去，從來不過腦子。尤其是耕地，從家底到流失數字，全然是糊塗帳。於是，大量時間與精力耗費在摸清基本國情與數字上，一個小小的數字阻擋我一週是常事。
"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全面摸清了基本國情，災難的嚴重性這才開始凸現，寫作也隨之進入更加艱難的階段。完全沒有料想的是，我捲入了更大的麻煩：一系列生態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問題咄咄逼人地迎面而來。這並非我之所長，而且，我這才發現這是應該由一個研究班子或機構來完成的課題，匹夫之勇便顯得有些堂．吉訶德。我多次面臨半途而廢的困境。使我終於支撐下來的，一是某種命運感，一是對於自由寫作的信念。--我堅信自由的思維遠比研究經費與班子更重要。在這種自由的思維下，一些流行的預設的觀點和結論紛然倒下，生態環境狀況之描述深化為生態經濟學，而生態經濟學最後又深化為"生態政治經濟學"。全部努力的結果是，我終於完成了第一部有關"制度生態學"著作。
我最重要的發現是："公有制"，特別是"兩權分離"的"公有私營制"乃是生態環境的第一殺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所有權與使用(經營)權之分離，造成了史所未見的環境與資源破壞，從而把一個尚有希望的中國引向毀滅。我首次以生態經濟學方法對一個世界大國進行了資源環境成本的全面的量化估算，其結果駭人聽聞：近年來，在"兩權分離"的產權制度下，每年因破壞性"高速增長"而支付的資源環境成本約為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以上。這對於一個人均資源極少、生態環境極脆弱的國家，無異於自殺。
於是《中國之毀滅》變得無比沈重。關於中國正在急速墜入生態崩潰、社會解體的結論，並非危言聳聽。我相信，只要讀者稍有耐心地讀下去，都會同意這確實出於事實與邏輯。
這是一次極其痛苦的寫作。我一章又一章地追蹤著一個偉大民族走向自我毀滅的足跡。為了避免"情緒化"、"非學術化"之指責，我儘可能克制情感，甚至努力不使用一個感嘆號(除引文)。但我無法迴避對生態環境惡化制度性根源之探討，一來迴避就不可能把問題講透徹，二來這才是真正的"非政治化"。許多自認為很"非政治化"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談不清問題，正是由於有預設的政治前提，或者因政治因素干擾而刻意採取了"迴避"的生存策略。作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我深知文學作品是否"泛政治化"不在於是否涉及政治，而僅僅在於是否存在政治化的"主題先行"。同文學應從生活出發一樣，學術也應從經驗事實出發，一是一，二是二，逢魔殺魔，逢佛殺佛，其邏輯之鋒芒不容稍有規避。我以為，這才是真正誠實的科學的態度。如果說這對於身處高度政治化社會的研究者勉為其難，於我卻是應始終恪守的本分。
青年時代，我曾讀過一本由愛因斯坦和一位科普作家合寫的小書，序言裡說，他們避免過於專業化的術語與數學公式，其目的是希望任何一位逐頁讀下去的高中程度的讀者，都能理解什麼是相對論。本書採取同樣的寫作策略，希望任何一位具有高中程度的讀者都能理解中國資源與環境的狀況與原因。(我從來認為，一個不刻意玩弄專業詞彙的經濟學家，應該可以讓明瞭家庭收支、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弄懂整個國家的基本經濟狀況。)當然，樸素不等於淺薄。我相信本書對於生態學及經濟學界的專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這是跨學科寫作特別是大幅度跨學科寫作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之毀滅》分上下兩篇。上篇是對於中國生態環境現狀的描述，下篇是生態災難的制度分析，結尾兩章是對於國運的分析與預測。對數字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數字，好在本書有大量生動的案例。但我還是奉勸各位留心數字，它是對於"嚴重"、"觸目驚心"、"刻不容緩"等等已使用得令人麻木的詞彙之量化。
我要感謝程曉農、陳奎德、王維洛、吳道平、李森等友人，我在他們的著作或與他們的討論中獲益匪淺。我特別要感謝大陸的作家同行冷峻、已已、盧躍剛、梅潔、陳桂棣、徐剛、朱幼棣、何建明……等等，從他們充滿道德勇氣的紀實作品中，我找回了在祖國大地上赤腳行走的感覺。我還要感謝何博傳，他的《山坳上的中國》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如果不考慮篇幅，鳴謝的名單會拉得很長。從這個意義上，本書可視為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集體創作。其中之謬誤當然要由我個人承擔，因為我享有充分的寫作自由。
最後我還要向我的妻子北明致謝。在沒有研究經費的情況下，她肩起了謀生的重擔。在我們身處的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裏，沒有她的理解、支持和參與，《中國之毀滅》絕無完成之可能。
僅以此書獻給浩劫之後的中華兒女。
願上帝保佑中國！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