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留意新聞報導，看看記者編輯們有沒有挖掘「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我在中國做過報章編輯，專門組織記者「深入報導」壞消息，也就是所謂「新聞背後的新聞」。通常的工作思路是：壞事出來了，那只是破洞的口，探索進去，看看政府管理部門是怎麼管的，往往大有斬獲，別有洞天。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新加坡的媒體卻對是否存在「管理漏洞」隻字不提，讓我覺得「沒有深度」。後來，與那些中國受騙的客工接觸，發現他們的典型態度是對「法律程序」不感興趣，甚至缺乏耐心，最殷切的期盼是：「政府出面」，「盡快解決問題」。
和新加坡的朋友交換意見，發現他們對我的上述想法感到非常陌生。一位穿梭於中新兩國，對中國國情多少有些瞭解的朋友，用中國的常用詞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缺乏法制觀念」。
政府能做什麼呢？不可以干擾法律程序；不能因為出現了違法的問題，就認定法律本身也出了問題。有法也才有違法，這有什麼奇怪的？
問題出在哪裡呢？我當然還不會狹隘地認為新加坡朋友是「地方保護主義」。事實上，新加坡各界也以不同方式表達了他們的同情，例如來自媒體的聲援和新加坡一些團體的捐款等等。我認為這是不同國情下的觀念差異。
中國的法制不健全，往往導致以權代法、權大於法的現象，法律不足政策補，因此「紅頭文件滿天飛」，朝可令夕可改。政府官員管了不少法律該管的事，也就只好承擔法律後果，這也就是我們的「深入報導」可以「彈無虛發」的原因，更何況權是「活」的，法是「死」的，從而使審批過程充斥了人為因素，一些項目有時確實是通過「講人情，走關係」批下來的，出了問題，當然免不了有人要負「領導責任」了。
依中國的習慣，合法經營是經國家審批合格的，所以可靠、可信，出什麼事有國家負責。政府的高大形象和安定團結高於一切，從古至今，中國的影視劇中一直是這樣的情節：當民情激忿、民怨沸騰之時，一名好官出現了，一成不變的台詞是：「要相信政府相信黨」，然後揪出害人精，痛快淋漓，大快人心。
因此，當騙錢的兌換公司老闆已被控上法庭，而中國客工還希望「政府出面」就不難理解了。而那些干下非法勾當的大部分是黑市買賣，你和他們打交道就要看造化了，吃虧也好，被騙也罷，打掉的門牙只能自己吞到肚子裡，你和他們一樣是違法的。
在中國，違法和被禁的東西很多，特別是像「錢莊」這樣的敏感「民生」。與此同時，黑市交易一直如影隨行，有如暗娼，潛伏了更大的病患和危險，但那是違法的，「沒有政府批准」，沒什麼好抱怨的。
相信中國客工的慣性思維是，既然出了這樣的事，而事主的買賣是經過批准的，那一定要看一看是否管理上有漏洞，就是說為什麼會批准他呢？為什麼管理部門不是火眼金睛，在他申請執照的時候看出他心懷叵測？抑或對他的違法經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新加坡這樣的法制社會，法律一經確立，就是神聖的，既不可以因為這樣違法事件的出現輕易地懷疑、修改法律條文，也不可以用「長官意志」代替法律結論。而且情和理不能代替法，不論等待「還我公道」的人多麼希望一下子解決問題，但是法律程序還是要按部就班，經過開庭、律師辯論、法庭宣判，而對犯罪人的懲罰和對受害人的賠償都要等到那個時候。
當然，我不認為法律是萬能的，其侷限性在於，一方面法律也是人制定的，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也需要適時的修改，但那是大動干戈的事，要經過複雜的程序，絕不是隨意的；另一方面，法律條文是死的，而客觀事件確是活的、錯綜複雜的，難免會有冷冰冰的「一刀切」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情與理固然不能取代「法」；而一個只有法，而完全不講情和理的社會也是不足取的。
是外國人太死板，還是中國人太靈活？這裡沒有終極真理，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制度選擇。社會進步的足跡告訴我們：法治優於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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