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有經濟學家正在悄悄談論中國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代價，但更多的人們則開始以他們實際行動對7%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質疑。就在今年，當中國人大以慣常的虛偽姿態總結政府去年的成績時，大慶－－中國極具象征性的國有企業，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我們雖然很難判斷這是不是中國漸進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號，但這一事實強烈的暗示我們：中國，可能是一個假象。
我們不能說，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但這四年為了維持面子上的繁榮而採取的竭澤而漁的政策，無疑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而最重要的代價可能是，中國可能已經錯過和平改革的最後機會。現在，讓我們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後，看一看中國的另外一面。
瀕臨絕境的國家財政
雖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指標和標準來為自己的財政政策辯護並維護本國財政的穩健形象。但很顯然，這裡面存在嚴重的誤導。這倒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財政數字的虛假，而是因為有大量的國家負債完全無法統計。有中國經濟學傢俬下裡作過估計，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左右。但這位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工資拖欠似乎沒有足夠估計，有資料披露這一數字已經達到2萬億左右。如果考慮進這一因素，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率可能已經接近或者超過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國中，日本的這個比率已經是全球之冠。
與此同時，為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剛性開支增長，從1997年開始，政府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的非法收刮。基於我們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理解，稅收的最終承受者肯定是中國的中下層階級。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中國社會日益增多的抗稅事件以及不斷升級的怨恨情緒中感覺到。1997年到2001年，國家稅收連年以兩倍於GDP的速度增長，而剛剛過去的2001年度，這個數字已經是同年GDP增長速度的三倍。從中國民間業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這個數字繼續高位增長的潛力已經十分有限。換言之，中國社會的稅收潛力與中國政府日益膨脹的財政胃口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將在未來幾年達到高峰。
難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來的令人難堪的經濟表現被普遍歸結為銀行體系的嚴重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恐怕還算不得最壞的學生。按照最悲觀的估計，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接近20%，但這個數字與中國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按照中國官方最新的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達到26%，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與國際機構的一致懷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異常恐慌的50%。人們普遍猜測，中國的國有銀行問題的嚴重程度，恐怕已經遠遠超出最高主管官員的估計。這種猜測正在越來越多的銀行腐敗案件中得到證實。這幾年，在中國人民銀行試探性地關閉了幾家信託投資公司之後，其真實情況與人們估計之間的差距讓所有人大吃一驚。與此同時，中國在一些地方試行的貸款「五類分級」制度卻一再受阻，原因很簡單，這種符合國際慣例的分級制度將大大增加銀行的不良比例。形勢的確相當惡劣。但從中國官方一再擱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表現出相稱的緊迫感和勇氣。顯然，這已經事涉難度和風險同樣巨大的政治改革，從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這一點。
一個流傳頗廣的例子有助於外界瞭解國有銀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一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一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厚厚一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中國國有銀行之腐敗低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中國銀行業經營問題的爆炸性的話，那麼下面的事實將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爆炸後的災難程度。就在最近即將在中國大陸上市的招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中，人們發現，這家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銀行，其離岸業務的壞帳率竟然高達93%以上。這讓那些對中國銀行持最悲觀態度的人都大為震驚。
然而，中國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有多麼危險的指標或者數據，而是它體現了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佔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與監督，這種揮霍當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從宏觀上講，中國的金融、財政包括資本市場徒有現代經濟之表象，在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無比巨大。
曾經有中國學者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長率應該是10%，但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始終低於這個水平。對照中國增長模式與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在這種模式中，中國可能更是一個極端案例），已經有人開始懷疑，中國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陷入了與日本一樣的「增長型衰退」。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在今後幾年，中國就非常有可能進一步跌入「增長型蕭條」。果如此，中國在漸進改革中長期積累而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各種尖銳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噴發的時機。
最近幾年，夾雜在表面上「中性」但劑量卻不斷加大的「類凱恩斯療法」的浮躁中，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趨勢性變化。與上面那些靜態並且廣為人知的數據相比，這些動態的趨勢已經和即將顯示的冷酷力量還不太為人所知。這些趨勢包括：
1、權力資本借勢擴張並將中國漸進改革完全鎖定於自己的利益
權力資本一直寄生於中國漸進改革的體制縫隙中，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甚至是倒退，權力資本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機會在合法的體制中大量複製。雖然這種後果是中國漸進改革（本質上卻是在維護秩序穩定的約束條件下，無原則地刺激"權力"的積極性來推動的改革）的一個邏輯必然，但最近幾年的「類凱恩斯療法」無可挽回地加速了這一進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今年的兩會上，中國農民的困境是代表們熱烈議論的主要話題之一。新華社記者樊如鈞攝（數碼傳真照片）
第一，由於醉心於短期的經濟表現和屈服於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體制改革已經完全處於懸空狀態。這一點，相信所有密切關注中國制度改革的人們都能夠觀察到。反過來，短期經濟表現的「優異」又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傲慢。他們似乎真的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忽視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最基礎的制度和文化準則，而走出一條「天才」的捷徑來。這幾年，制度改革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他們的案頭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濃厚機會主義色彩的個人靈感式的藥方和興奮用品。然而，改革停滯的嚴重後果正是在這種自我麻醉的幻覺下開始發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喪失，經濟中的國家壟斷開始捲土重來。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表現。
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凱恩斯療法」在一個自由市場意識深厚和監督體制健全的國家中，或許可以作為一種短期應急政策。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和計畫經濟傳統的國家中，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復辟，這與中國近20年改革的目標恰好背道而馳。道理很簡單，短期經濟的突擊式增長必然要以資源的集中使用為條件，這與我們計畫經濟時期的權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中國的民間財富已經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趨勢。通過稅收，通過毫無約束的借貸，通過股市募集，通過各種對行業的壟斷與封閉，通過各種橫徵暴斂，中國的民間財富在近幾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規模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僅有。要緊的是，在這個活動中，最大的受益者並非是形象中立的「國家」，而是那些打著國家旗號的權力資本。這當然不止於經濟學家口中輕飄飄的「擠出效應」，而是對毫無抵抗能力的民間社會的一種致命吞噬。事實上，政府權力的擴張已經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催化劑。注意，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護下，盤據在各個層級的權力資本一次突擊的圈錢行動。市場和權力變成一部分竊取者的私器，市場和政府同時失效。
現在的情形是，權力資本已經完全與現體制一體兩面，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綜觀目前的中國，哪一個領域，哪一級政府不充滿權力與資本的體制性勾結？與這種潮流相對應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國社會重新回潮。不過它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為主以商為輔的「官商本位」，在這種不可抗拒的挾迫下，中國剛剛出現的民間資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轍。雖然這幾年，中國一些重要領導人以罕見的個人方式反擊了這種勾結。但體制的力量從來就要比個人的道德勇氣強大得多。我們看到，這位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看來完美無缺的清官已經徹底被他所置身的體制所制服。可以想像，他將帶著對這個體制的巨大疑惑遁隱於中國歷史的舞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轉軌已告完成。強盜資本主義以另外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佔據了中國社會的絕對主流。這種隱蔽方式危害性在於，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攫取社會的全部新增財富。在某些人那裡，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進」（只要社會的總體財富還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許多人願意接受的「帕雷托改進」。對於這種情況，我們特別要提醒一些遲鈍的經濟學家，只要掠奪財富比創造財富成本更低，權力資本就會選擇掠奪而不是創造。在這種情形下，全社會的「帕雷托改進」就只能是一個設想，也僅僅是一個設想。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趨勢：
2、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的惡化
中國農村的困境將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加劇，老牛破車還能夠繼續支撐下去嗎？（多維社）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問題了。按照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的說法，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即是中國問題。這個意思是說，佔中國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必然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未來。這顯然是一個常識性的知識。然而，不幸的事實是，1997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為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
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佔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標。因為，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種分配壓力轉嫁給處於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1997年之後，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機。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的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的比喻為「幹部資本主義」。
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種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製造者。這與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並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種壓力。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於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於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的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並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於他們剝奪的對象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種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當然，這種迅猛的事態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於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種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機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種機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籲舒緩農民的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據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應。這麼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機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種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種局面，1949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
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80%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於我們的想像。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份子對這種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癒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與以公正的起點。
從8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後，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準確（我以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為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幾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
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與農民同時被拋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畝游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