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政府在農村扶貧問題上取得成效的同時，城市貧民的問題又浮現出來。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目前有三千萬貧困人口生活在城市裡，佔城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副教授周曉說，由於城市裡存在大量的流動人口，而且各個地方劃分貧困線的標準也不一樣，因此很難確切的統計出準確的城市貧困人數。但是，如果不以傳統的城市戶口為標準，而把實際生活在城市的人算作是城市人口的話，貧困人口肯定不只不止三千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推算說，中國城鎮居民有近五千萬貧困人口。
*北京貧困戶人均每月領取285元生活保障費*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城市貧民問題的研究報告說，在90年代以前，中國城市貧民主要是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和無法定撫養人的所謂「三無人員」。但是90年代以來，城市貧困出現了新的情況，即大量的下崗和失業工人成為城市貧困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貧富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周曉副教授說，城市貧困存在地區上的差異：「我覺得就是分地方來看。在東北是非常嚴重的。就是越是以前國營企業集中的地方，比如說武漢、重慶、瀋陽、本溪，就是國家比較重視的、而且國營企業很多的城市，問題是非常非常大。在那些個國營企業本來就很小，然後私營企業發展得很快的地方，這個城市貧困的問題就好得多。比如說，溫州、浙江這些地方就好得多。」
由於各地區在物價、消費模式、收入水平以及地方財政承受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各城市的貧困線也相差很大。北京西城區西長安街辦事處的葛長海說，他們這個區的貧困戶，人均每月從政府那裡領取285元的生活保障費，因此吃穿沒有問題，但是他們的居住條件差，醫療保險、子女教育、退休金等問題都得不到保障。
*貧困人口絕大部分是相對貧困*
不過，這些貧困人口絕大部分是相對的貧困，而不是絕對的貧困。葛長海說，這些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條件與以前相比當然是改善了，但是與周圍的人比，特別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相比，他們的境況就顯得很不好。因此他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社會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王曰衷曾經是杭州浙江省送變電工程公司的職工，因為舉報公司侵犯職工依法納稅權而在1997年被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之後，至今失業在家，只能靠家人的接濟和高息借貸來來維生，兩個兒子也一度失學。生活水平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
王曰衷說：「我一被企業辭退，舉報企業這個偷稅事情被企業辭退之後，那就是翻天覆地。我不但是肉沒得吃，而且還欠了一身債。」
他說，下崗職工生活非常慘，因為靠國家救濟，只能維持在餓不死的水平，其它的就談不上了。
*職工下崗 民工上崗*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認為，經濟和社會體制轉型是新城市貧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工人的就業由政府統一安排改為市場配置，對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改革又造成了大量的失業和下崗工人，與此同時，過去企業對工人的保障隨著企業的破產倒閉而消失，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但是失業工人王曰衷認為，缺乏經營能力的企業領導的腐敗行為和甩包袱的做法等人為因素，造成了大量工人失業、下崗。
王曰衷說：「現在企業，不但是下崗的不招，而且把自己企業的職工也想盡辦法推向社會，也不管，而是招用大量的民工。現在有一句順口溜，就是說『職工下崗，民工上崗』。民工幾乎都擁進城了，但是職工下崗。職工被下崗並不是說企業倒閉了，而是企業為了甩包袱以後，欺騙職工，簽訂什麼假合同，就是說買斷工齡，搞這些東西，強行搞。把職工推向社會。」
王曰衷說，企業雇佣民工的做法現在很普遍，因為民工待遇差，又不需要提供保障，因此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同時還可以通過虛報雇佣的民工人數，把他們的工資裝進自己的腰包，從中漁利。在企業倒閉之後，企業領導，包括他們的家屬和親戚朋友，仍然可以利用權力，通過拍賣企業的資產等手段，侵吞國家財產，來發家致富。
統計數據顯示，在2001年，五百多萬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目前仍然沒有找到新的工作，而登記失業的城市居民達到六百八十一萬。另外還有一億流動民工在城裡尋找就業機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失業問題將更為嚴重。
*下崗工人可能成為社會動盪主因*
夏威夷大學的周曉認為，在加入世貿之後，城市裡的絕對貧困人口可能不會上升，但是相對貧困現象肯定會急劇上升，因此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這些集中居住在城市，失去了工作和保障的下崗工人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也就會無所顧忌，因此會成為引起社會動盪的主要因素。
由於擔心越來越多的城市貧民會起來鬧事，北京中央政府計畫撥出巨款，改善失業保險制度，同時加強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使城市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財政部長項懷城表示，在今年的中央預算裡，將撥出860億元用於社會保障項目，比去年的撥款增加了28%。用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款項，也從去年的23億元增加到今年的46億元。另外，還會撥出512億元用來補貼國營企業的退休工人和下崗工人的退休金。
但是周曉說，城市貧困問題光靠國家財政支出是不能解決的。
周曉說：「這幫40歲以上的人，在將來30年之內，都會是中國主要的勞動大軍，所以要把他們進行職業再培訓是最重要的。」
周曉還表示，在進行職業再培訓的同時，還應該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大力發展服務業，對聘用失業和下崗工人的企業和單位進行獎勵等一系列措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周曉還呼籲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保障下崗女工，尤其是40歲以上女工的權益，切實採取措施來解除社會上對她們的性別和年齡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