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國之間結合為非常友好關係的國家並不多，善鄰關係實在很不容易。中國有「吳越同舟」的故事，這正表現了不裝模為善鄰關係不可的悲哀。「遠交近攻」可說是要建立善鄰關係的困難度而產生的國家存亡的戰略。
中國與韓國懷有很討厭日本的感情，日常存在著反抗、輕視日本的感情。相反的日本也萌生討厭中國與韓國的感情。不管如何地強調「友好關係」，愈強調愈感到「善鄰」關係的困難度。
其實中國，不僅被日本，也被其他近鄰諸國所討厭。越南人、印度人、俄羅斯人、西藏人也都懷有很討厭中國的感情，像中國境內回族的回教徒因歷史上發生激烈的文化摩擦，所以比較其他國家對漢族懷有強烈的嫌惡感。鄰國之間的反感，其原因不止於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尤其僅就中國來說，其因素大都由於這個國家的國民的性格而來的。
約在一百年前，身為傳教士在中國山東省叁十數年間不斷地傳道，詳細觀察中國社會的A H 斯密斯的不朽名著『支那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其所描寫的內容，我請教過居住在臺灣的中國文壇最長老柏楊氏（『醜陋的中國人』作者，這本書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刻版印象）關於A H 斯密斯所分析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國人有否改變。
柏楊氏的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受了西歐文明的東漸而近代化，中國人的國民性幾乎沒有改變。現在世界的企業在中國展開事業，海外經驗的中國人也為數不少。雖然如此的對外開放，中國人的保守性傾向可以說是日益增強。
中國被討厭的理由，與其說是基於近鄰相嫌的原理，毋寧說是來自不變的國民性較為妥當。本論想要徹底探討其國民性。
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 自我中心
也許沒有喜歡自我中心的人。中國人正可以說具有自我中心的國民性格。而將其擴大到國家規模時則成為自國中心主義。自稱為「中國」是其最有力的證據。
客觀的來看，這圓形的地球應該沒有成為中心的地點。意味著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國」，並非地理上的中心點而是精神上的中心點。簡單的說，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強烈的想法。從這個精神上的中心意識產生的即是中國文明至上主義。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最優秀的，傳到其他周圍的國家施予恩惠的一種同心圓的觀念就是中華思想的精神構造，並鞏固了無法動搖的優越意識。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蔑視近鄰諸國。這種蔑視觀念強烈到視不同文化的人們不是人。其優越意識超過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其最好的證據是華人以外都是禽獸，將其民族的名稱使用獸邊或蟲邊的漢字描寫。盛唐時代的代表性的知識份子韓愈在其著作『原人』一書中，評定夷狄為「半人半獸」，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作家的魯迅則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說「中國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這樣的中國人的人種差別意識因為日本人試與其對抗，所以遭受中國人的討厭。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時，伊籐博文曾經接受維新派的康有為等人聘請為政治顧問到過北京。因為清國維新評價明治維新的成果，期盼請益維新的秘訣。那個時候伊籐忠告維新派說「最先不要把外國人叫做夷狄」。
西歐諸國對清國要求通商時，最不能忍耐的是會被要求屈辱性的「叁跪九叩」之禮。鴉片戰爭終結後的一八四二年，對把外國人待為夷狄的清國，英國在南京條約第17條特別規定不得稱英國為「英夷」。因為中國仍然不遵守規定，終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羅號事件後，締結天津條約時，將不得稱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與中國人接觸的外國人幾乎都無法忍受其傲慢的態度，被派來北京的英國通商特使馬卡特尼反而稱中國人為「半野蠻人」。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J F 麗美斯視中國文明為「半文明」，至於初代總稅務司的N 禮伊則輕蔑的稱為「亞洲的野蠻人」。這樣一來，竟成為中國人與英國人的「自我中心」的較勁了。
二、 都合主義（善變）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從事行動。因此都合主義自然就普遍化了。對他人的都合與其說排在二、叁順位，毋寧說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觀諸中國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說「向蘇一面倒」，正是與蘇聯的蜜月時期。進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六○年代唱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帝國主義，並與舊日本社會黨發表共同聲明。進入七○年代，不知不覺突然急速地變為贊成日美安保條約，反蘇親美。
這個時候的日本舊社會黨員與所謂開明進步的文化人無不感到困惑。不止於日本，禮讚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文化人於文革終結同時反而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為「動亂的十年」而成為中國的敵人。可見要追隨中國的都合主義是很不簡單的。
戰後日本的輿論相信「中國人是重視原則的民族」的神話。這或許是中國政府時常強調「和平五原則」「周恩來四原則」「日中叁原則」，即開口就是「原則」，終於使日本人產生幻想。其實這並非原則而是將偏見、頑固、拘泥、解讀成為「重視原則」。
自我中心的中國，真是會很巧妙地將原則與本意區分使用，日本人對這一點完全無法解讀。因為日本人是屬於很會體貼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順從對方的意願，有時甚至會迎合對方。自己中心的中國人與善於順從對方意願的日本人相處在一起，絕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一對。
但是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夠長久相處下去。人治國家的中國，雖然有法律的規定，通常不是利用於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視它的存在。朝令暮改，違反契約等頻繁地發生，許多日本人被中國人的獨斷所擺佈，最後有人因而患了神經衰弱症狀。
壞的都歸罪他人
叁、 固執己見
佛教與儒教是從中國經由朝鮮而傳入日本。因有共同的宗教，一般都認為具有共同的文化，其實最根本的生死觀就完全不同。日本人相信「死成神」，即「死者皆成佛」，死後就不聞不問其生前的利害與怨恨。但是中國卻具有強烈的勸善懲惡的意識，對自己的敵人，在死後也要掘墓鞭，連靈魂也想毀滅掉，所以人死後也不能得到安息。而且沒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國內被認定邪教者則徹底加以彈壓，連日本總理大臣要參拜靖國神社也被內政干涉。
中國對日本的內政干涉不止於靖國神社問題，對歷史教科書、政府高官的發言、南京事件的評價、屬於日本生存問題的日美安保條約、憲法修改的議論，達賴喇嘛與李登輝前臺灣總統的訪日、航空公司的機場使用，大飯店設置國旗等無不加以干涉，意圖當做外交問題處理。
過去朝日電視臺的「時事站」（News station）節目中，主播久米宏氏關於西藏的發言內容被中國施加壓力，翌日即播出對中國謝罪的畫面。同樣的，各電視公司的中國特別節目，雖然與中國協力製作的東西，播送後受中國片面的抗議而公開謝罪的例子也不少。
中國的固執己見並強制對方接受的情形不僅對日本，可以說遍及世界各地。例如舊西德與丹麥在議會提起西藏的侵害人權問題時，中國即施加壓力，並恫喝如果通過決議要加以報復。又江澤民主席過去在瑞士曾經遭遇到示威抗議的隊伍時，對前來迎接的瑞士首相說，對自己的國家也無法管理嗎？顯然是有失國際禮儀的語言。
對美國也是同樣的干涉。李登輝總統任職中，曾經為了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而申請訪美。雖然美國上下兩院決定接受李氏訪美，中國則指責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決議」而要求美國反省。
中國是一黨獨裁、全體主義的國家，美國建國的理念是議會制度的民主主義。議會代表民意，任何決議都屬於民意的反映，議會的決定連總統也不能勿視，對議會民主主義的原理，江澤民是無知的。對美國的議會要求反省，可以說是中華思想露骨的表現。若是日本也許會立即反省謝罪，美國則持忽視的態度。
四、 推卸責任
「壞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這種推卸責任與絕對無訛的固執己見意識就是中華思想的真髓。
筆者是在臺灣生長的，小中學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是因為列強的侵略、清朝的腐敗與軍閥內戰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將其全部的責任推給國民黨政府。
又文化大革命終結，「動亂的十年」的責任推給四人幫，絕不觸及毛澤東的過錯，那麼大的社會混亂的責任完全推給四個政治領導者的作法正是中國人無廉恥的無責任意識的功夫。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因為急激的經濟開放，被稱為「六害」「七害」的強盜殺人、賭博、販賣麻藥、買春賣春、詐欺、迷信等兇惡犯罪橫行。這也意味著當然的結果。這樣的無秩序是中國原來的真面目，只不過是百年不變的國民性格的復活而已。但是中國卻死不承認，反而一口咬定這是被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結果，並每在黨代表大會呼籲與決議要「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其實要追隨資本主義的模型已沒餘力，無論什麼主義，豈有創造新文明的能力。
西歐文明對東亞有莫大的影響，之後，中國人將其不幸與落後全部歸罪於西歐。中國近代的沒落從鴨片戰爭以後都歸罪列強侵略的結果，無論中國本身有何問題都不願面對現實。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正表現了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優越性的固執。過於自信自己的正當性而固執己見，尤其對於像日本那種自虐性的國民則不斷地要求反省與謝罪。明朝末期，被稱為異端的儒學者李卓吾在其著作『藏書』中指摘中國人謂「對如何禮讚自己會下很大的苦心，對批判自己卻完全不關心」。
最近駐在中國的日本人公司的關係者對中國人的氣質加以調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國人的形象。
「絕對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與其說中國人不知道責任感的意義，不如說具有將自己的失敗歸罪於他人的習性。本來中國就是競爭熾烈的社會，到了必須負起責任的階段，若不盡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無法生存」。
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
五、 不信任人
中國人不但不信任國家，也不信任社會與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來就屬於他人，連有血緣的親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毛澤東的極左政策時代流行著「毛主席比父母更親密」的語言，當時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之砦的家族也被視為階級之敵，兒子告發父親的事頻繁發生。劉少奇與林彪並非被政敵而是被兒子所密告的，一人死於獄中，另一人則在逃亡中死亡。
中國的諺語有「不可一個人進入廟裡，不可兩個人一起窺井」。單獨一個人進入廟裡恐怕遇到可惡的廟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搶奪殺害也不一定。兩個人一起窺井，有被對方推落井底的危險。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社會，要生存要在競爭中獲得勝利，兵法自然發達了。孫子說「兵為詭道」，即戰爭是詐欺之道。中國人的氣質最大的特色也是「詐」，也有人說中國人是「詐之民」。父親日常嚴格的教育兒子「不要受騙」。
戰後，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詐欺行為而感到驚愕。偽遺留孤兒、偽難民、偽裝結婚、偽造護照、偽造畢業證書、偽造電話卡……。為自己的利益任何東西都輕易偽造，的確使日本人無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為一大問題的是中國的偽商標製品。盜用知識財產權另當別論，就是藥、煙、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無所顧忌不斷的模仿製造。中國政府雖然發動「打假運動」的宣傳活動企圖革除偽商標製品卻完全沒效果。現在的中國，侵佔公款、賄賂橫行、誠為貪污的天下，偽物的天國。無疑的，今日，中國也正在某地方製造偽商標品散發於世界各地。
以謊言鞏固的互不信任的社會中，中國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騙。政府透過輿論欺騙民眾，民眾面從腹背，偽裝良民，將國家當做獵物。這樣的中國人社會裏，詐欺者暗躍，偽物濫是極為當然的事。
六、 土匪治國
罪者半數以上是中國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竊盜突變為強盜殺人的犯罪幾乎出自中國人的手。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也在報紙上指摘其為史無前例的兇惡犯罪，某自衛隊關係者感嘆供給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國人的餐費比自衛官的餐費還要貴呢。
不僅日本，世界許多大都市都為了中國人偷渡入境的問題而傷透腦筋。令人難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國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亞的人數高達五十萬人。蛇頭一年間的收入總金額早就超過世界販賣麻藥所得的金額了。
中國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會均會發生大的變化。臺灣生活環境的變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臺灣在戰時中，因疏開而離家從來不會發生東西被偷的事。在臺的四十萬日本人被迫遷回日本，代之有二百萬的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流入，臺灣忽然化為盜賊的國家。竊盜多到什麼程度試看連高樓大廈的上層也裝置鐵窗就一清二楚了。那種特異的建築群的景觀是由盜賊對策而成的。臺灣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說「看到中國人要把他當做盜賊看」。
一九九四年，在中國浙江省的千島湖載有二十四人臺灣觀光客的遊覽船在湖上遇到強盜，發生全部在船室內被燒殺的慘案。這是轟動臺灣的大事件。當時的中國政府故意隱蔽其為強盜殺人事件。李登輝激怒的非難中國為「土匪國家」。
中國是屬於土匪國家歷史也有記載。清朝的乾隆帝時代，英國的通商使馬卡特尼在『奉使記』中記載「沿道看到的以乞丐與盜賊最為明顯」。中華民國初期，有「無山沒有賊，無湖沒有匪的污名，盜賊的數目推計二千萬人，超過軍隊的數目。當時上海與滿州（東北）各都市的公共汽車最少有兩人武裝的軍人同車警備，否則不能確保乘客的安全。現在也到處挂有叫大家注意「車匪路霸」的標誌，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特色。九○年代，每年與匪賊槍擊戰而殉職的警官高達二千餘人。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匪賊呢？結論為那是一種傳統文化。基於「政權出自槍口」「勝者為君，敗者為賊」的歷史法則，王朝末期，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民化身為賊，不久即成為易性革命的原動力。易性性革命可說是將盜賊正當化的中國歷史的原理。對西藏也罷、對臺灣也罷，均將這種強奪行為正當化，並與周邊諸國的領土紛爭不斷。
持續增多的偷渡入境者使中國人的犯罪擴散世界各國，過去白人所恐懼的黃禍成為華禍，或許將愈來愈使討厭中國的感情增加幅度。
七、 危險的「友好」
表示親善、好意的「友好」這句話，本來沒被討厭的理由，但是限於與中國人的「友好」則不同。
新聞與電視等輿論，日本與美、英、法、德的成熟的交流，普通都使用「親善」語言，「友好」兩字的使用較少。但是不知何故，僅與中國使用「友好」語言，也成為日中交流的專門用語。
經過戰前、戰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二分為「友好」與「非友好」。曾經一個時候，與中國的關係幾乎都稱為「友好人士」與「友好商社」（友好公司），這被一部分受中國特別信賴的日本人所獨佔。一九七二年日中國交正常化以後，日中間的交流而獨佔「友好人士」者消失，不久，強調「友好」時再添加「到子子孫孫」來形容友好關係。普通生存於互不信任的社會裏，所以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上不強調「友好」似乎會感到不安。
但是對於站在中國的對手這邊來說，對中國強調「友好」反而感到不安。為什麼呢？因「友好」的解釋權完全操在中國的手裡，所以只好乖乖地順從中國規定的「友好」追隨罷了。尤其是日本人不夠韌性，也不善於政治魔術，當然不會像狐般的互相欺騙。而且抗外的壓力不強，不容易對抗中國流的「友好」秀。
照單全額接受「友好」的語言會掉入意料不到的陷阱。其實要和中國談「友好」時，尤其是談相思相愛時最危險，這翻開歷史就很清楚了。例如中蘇、中印、中越發生戰爭時，都是兩國的「友好」關係達到蜜月頂峰時期，正如老子所說的這是「物極必反」的結果。
本來人類的歷史上，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未曾有過「子子孫孫的友好」。與中國的「友好」，只能全面接受他們固執己見的價值觀。日本人被中國不斷推銷的友好之嵐所翻弄，將身心疲憊而後已。最後愈想愈超越嫌惡感轉為憤怒，隨而發見「日中友好」的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