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夢般的「遣送」

我是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本科生，工學學士。今年1月4日晚 上，在上海市崇明縣侯家鎮，因為找不著旅館，看見街上白底紅字的牌子 「有困難，找警察」，我滿懷希望地進了當地派出所，尋求幫助。由於一時 沒找著人，又累又困的我在值班室睡著了，沒想到這一覺使我跌入了噩夢般 的深淵！

　　晚上被叫醒後，就被他們關進了拘留室，第二天又以盲流的身份被送到 了該縣的遣送站（當時我隨身帶著我的身份證、畢業證等證件，他們也打電 話到我的工作單位北京電力建設公司幹部處核實過我的身份）。

　　作為一個懂法學法守法的公民，在崇明縣遣送站凍了一夜（屋內沒有被 褥，大小便都在屋裡）後，我根據《收容遣送條例》中不服遣送者可提出申 訴的條款要求申訴，卻被拒絕。該站管理人員說：「我們正在為上海市遣送 ５０萬人而努力，你這樣自投羅網的還想申訴？」我只好給家住上海的同學 楊立廉打電話，她說好第二天到上海市遣送站保我出去。

　　1月7日我和另外的２７人擠在一輛車上被送到上海市遣送站（蒙自路 ４３０號），在那裡他們翻檢了我的行李，並搜查了我的全身，拿走了我的 一些日常用品（我的３４９元因藏在襪子裡僥倖未被搜走），而後要在一張 申明在遣送中出現任何意外遣送站均不負責的文件上簽字。我對管事的警察 說，我是大學生，證件都在包裡，下午還有同學來保我，可不可以不簽，卻 被強令簽字。

　　吃完中午飯，就被押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車，我對他們重申有同學下午來 保我，要求留下等候保釋也被無禮拒絕。（在去徐州的火車上，我把我的情 況向押送的警察反映，並把我的證件給他們看，他們也表示同情，並說直接 送我回北京，但由於中途由徐州公安接班而成了泡影。）

　　下車前身上的皮帶也被抽走，下車後在進入徐州遣送站的路上，由於沒 有皮帶加上還有兩件行李，走得有點慢，頭上立刻被打了幾警棍，但這一切只是噩夢的開始。

　　進遣送站後，這裡的公安問我們有沒有錢物要「保存」，因為在上海遣送站所有「存」的錢都被無端扣了１００元，所以我不敢說有。又讓我留電話叫親友來保我，我告訴他我是大學生，本來有同學在上海保我的，在徐州沒有親友因而不留電話。

　　進了屋（他們叫號子），兩個凶神惡煞般的傢伙就扑了過來，抬手就打了我幾個耳光，另一個就開始搜掠我的行李，稍有點不滿就對我拳打腳踢，他們不但搶走了我的２０９元錢，還搶走了ＢＰ機和一些衣物，之後又強迫我雙手抱頭蹲在木板鋪上，蹲得我雙腳麻木，幾乎昏死過去。好不容易聽到了睡覺的命令，四十多個人一起擠到只有十來平米的木板鋪上，多數人只能側身緊貼著睡，其滋味可想而知！

　　第二天早上、中午的「飯」是這樣的：一小碗麵湯，一個不到二兩的小饅頭。吃不飽是肯定的，但沒有想到中午飯後又一場浩劫到來。剛吃完飯，兩個傢伙（據說是遣送站指定的「管理」人員）打開鎖著的鐵柵門進來，命令我們低頭，雙手搭在前麵人的肩上，對我們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搶劫，並瘋狂地搶奪我們身上的衣服、皮鞋，凡被他們看中的都被搶走，而且稍不如意就對我們非打即罵，還恬不知恥地教育我們：「到這地兒就沒有東西是你們自己的了……」我藏在鋪下的最後１２０元錢也被搜走。後來又有兩幫人對我們進行了搜搶，我的所有行李、甚至身上的衣褲都被搶走。

　　我雖盡力保護我自己的證件，還是丟了人壽保險代理證。

　　晚上睡覺前被勒令唱歌，不唱者即被毆打。極度緊張而又五音不全的我帶著哭腔「唱」著「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是根草，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哪裡找。」不知為什麼號長拉下臉來命令我兩腿伸直放在鋪上，他穿著皮鞋的腳在我的膝蓋上碾壓，而後對我拳打腳踢，知道反抗無益我只好咬牙忍受。他的名字叫「吳一瓢」。據我觀察，徐州遣送站的管理大致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站裡的工作人員，第二層是他們從被遣送人員中選出來的值班人員，這些人按「老大」、「老二」……排下去。「老大」對其他被遣送人員有著予取予求的絕對權力，第三層是「老大」挑出來的號長們，這些人對號子裡的其他人員又有著肆意凌辱搶掠的權力。有些值班人員竟以此為業在各遣送站轉來轉去，正常情況下一個遣送人員在一個站只能呆一個月，他們有時卻能呆兩三個月。

　　以後十天吃的頓頓都是麵湯小饅頭，睡的是幾十個人擠在一起的大通鋪，不能洗臉刷牙，加上每天吃得又少又差，我病倒了。一連十多天解不下大便，原來身體十分壯實的我變得又黃又瘦，他們不管不問，把我關進病號號子裡了事。由於該號子的糞坑堵了，整天只能同屎尿的惡臭為伴。到1月１９日好容易解下來了，可又拉起了肚子，幾次下來，整個人變得虛弱不堪。

　　關了我１２天後，遣送站認為不會有人為我送３００塊錢來，當天下午這樣一個衣服髒破、身無分文、身體虛弱到極點的我被「遣送」出徐州遣送站的大門，他們不管了！

　　我很慶幸我活下來了，更感激有熱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出來後徐州熱電廠一位楊先生給了我１０元錢，我終於吃上了１０多天來的第一頓還算飽的飯，但晚上只能在街頭露宿。第二天，徐州發電廠的王豐先生又幫我同家人取得了聯繫，我才在徐州一位侯先生的幫助下回到了北京。

　　人雖然活回來了，但精神幾乎被摧垮了，回來後整晚做噩夢……現已無法正常工作

　　我是一個大學生，一個守法公民，我到派出所只是因為相信「有困難，找警察」的牌子，只是去尋求幫助。即便是對那些真的盲流，這種非人的待遇也是不人道的、非法的，因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的法制國家，怎麼能容許這樣對公民肆意踐踏侮辱？因此我強烈要求有關部門和機關對我的遭遇進行調查處理，還我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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